引言

　　當前教會面對政治風暴，同一事件，眾說紛紜，乃是正常之事。教會領袖及信徒討論「反修例運動」引發的不同事件，教牧同工之間、教牧與長執之間、信徒之間存有相反立場與相異觀點是正常的，是容許的，畢竟「教會成教會」不是因著政治立場，乃是三一神的創造與救贖所形塑的群體。教會圈子對「合一」有不少迷思，有些以為堂會統一意見與立場就是合一，更多認為不要討論，否則就會破壞合一，甚至認為任何指正錯謬，也會帶來不合一。

不同意見非破壞合一

　　地方堂會是「小社會」，其成員聚集一起，非因政治主張與訴求，乃是認信與跟隨耶穌為主及救主。教牧或教會領袖不存在擁有「超然」身分，不可視其言行為絕對與超然，得承認與接納個體的局限性與被罪性。即或同一堂會內，牧養成年會眾的教牧與牧養大專信徒的教牧，自然會對同一場景，有相同也有相異的判斷。

　　一場社會運動裡，教牧與信徒各有其定位是正常的。有些選擇走在前線，作和平之子；有些走在後面，作心靈關懷與支援。教牧與信徒選取其定位，心存謙卑開放，尊重不同人等有不同立場與判斷，一同在參與中成長。教牧與信徒因其個人成長與家庭背景、個人性格與價值、友好與所屬群體對社會課題的觀點、職位涉及利害關係等，這些不同因素構成了個人對社會課題的視野與識見。

　　因此，任何宗派或堂會明白及體諒教牧與信徒是有不同立場乃極正常之事，倘若全部是同一立場，反是不正常。宗派或堂會領袖於政治事件的表態，只能代表個人，根本不能代表整個宗派或堂會。會眾對堂會或宗派的服從只在於教義與教制，其它事宜教牧與信徒享有個人自由；這是筆者一向的立論，否則只會造成不必要的「教權」過大，損害了教會的合一。

　　有些人士聲稱教會領袖對當前課題要閉口不談，才能保持合一，其實是不負責任的逃避。倘若教會宣稱是追求真理與實踐愛心的信仰群體，在假消息、假新聞不斷充斥的場景，基督徒不能也不敢面對事件，了解真相，找出真理，我們怎能向世人宣講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八32) ? 倘若信徒的相愛關係會因著政見不同、立場不同而割蓆，我們得反省原有關係是否膚淺或虛假，根本不能承載異見與衝突 ?

指正錯謬非否定合一

　　另一常見的教會迷思是為了顧全大局，重要是「和平」、「相愛」、「合一」、「祈禱」，卻不提真理，或指責大是大非的惡。

　　斯托得牧師(John Stott)以約翰福音十七章耶穌的禱告，說明教會要實踐真理、聖潔、合一與使命；這四個信仰價值，缺一不可 (參The Contemporary Christian，257-269頁)。當教牧與信徒選取其一，如只重合一，排斥或否定其它價值，並非聖經的整全教導。

　　聖經也報導領袖之間，一方有錯謬時，另一方作出指正，並非否定教會合一。「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但我一看見他們行的不正，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你既是猶太人，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猶太人行事，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加二11-14)

　　保羅「用愛心說誠實話」(弗四15)，指正地位與輩分較他高的彼得，勸他不要「裝假」，不要一時一個樣，要有前後一致的立場。面對警方與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教牧與信徒有不同的道德判斷，筆者可以理解。然而，對721元朗黑夜與831太子警方濫暴，這些事實呈現的暴行，基督徒對惡人行為，予以譴責，乃是本於真理與良知。同樣，當示威者不當地阻礙預備乘機之旅客，某些過激行動，帶來反感與批評。

　　教牧與信徒並非自誇是「真理」代理人，對各方暴力通通譴責，自命清高。我們多是「和理非非」，需要承認真理是立體而非平面。信仰不是金句，聖經經文本身呈現多元合一的張力，神對我們各人的要求與期望也不一。

　　信仰群體學習本於真理的理性對話與交流是合宜的。倘若堂會一向是「一言堂」，領袖定性了立論就不容否定，堂會言論空間是壓縮的，堂會文化推崇是「誰大誰惡誰正確」，自然這個群體對真理的學習只有既定的語言與口徑。

　　任何教牧與信徒採取「立場先於真相」或「判斷先於理解」，不能容許個人見解可以被修改，一就是自大，一就是自卑。沒有一個人可以了解全部真相，歷史有不少疑團也不曾解開，我們只能真誠地就已知真相作判斷，當有更多真相披露時，我們願意修正看法，承認偏差，這方為求真的合宜態度。

　　沃弗於《擁抱神學》建議基督徒要有「雙重視野」(Double Vision)，即我一方面持守個人對事件的見解，同時又能從對方角度來了解事件。擁抱異見，不等同我要放棄真理立場，乃是我們存開放態度，平心靜氣地容讓異見可以表達；惟有擁抱他者而非拒絕往來，才能重建信任，邁向復和。

　　筆者不選擇在社交媒體或通訊群組，就當前事件作深入而持久討論。有些教牧或信徒傳來某些「假新聞」，我採取態度是不回應。我自知一旦捲入爭拗，必會沒完沒了。有些教牧與信徒於情緒中發言，有時我也會感性而講大了，執著於這些小事而爭論，於雙方是沒有好處。

分化割蓆非建立合一

　　耶穌為教會的合一（The Unity of The Church）禱告；祂說了三遍：「使他們都合而為一」（十七21），「像我們合而為一」（22）和「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23）。耶穌對合一之關注，我們毋容置疑。

　　斯托得牧師理解「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20)，「即包括世世代代所有信主耶穌的人。 …… 因著我們相信共同的真道，歷世歷代的信眾得以合而為一；也因著雖屢經無數年代，真道仍持久不變，教會因而不斷伸延，使徒（apostles）和使徒後的教會（the post-apostolic church）可一直延續下去。」

　　面對某些惡意抹黑教會的論述，如教會為「暴徒」提供庇護、教牧講道過度政治化等。即或牧養青少年同工有些偏激，有些做錯，正如年輕示威者一樣，我們體諒與包容，能夠「網開一面」。或許有教牧講道，引用了失實的資訊，或評論事件時未夠公允，教會高層不要因這些人為失誤，再加上惡意投訴，便要怪罪同工，要趕快割蓆。

　　社會運動中，和理非人士不贊同暴力，但也不會因勇武派錯失而與其割蓆，才能保持團結。宗派與堂會領袖，面對外界惡意抹黑，同樣不割蓆不分化，不因此而陷入爭拗與內鬥當中。教會中人，也要有此氣度與胸襟，不篤灰不割蓆，合適時機才溫柔地指正。

　　Richard J. Mouw 於 Uncommon Decency: Christian Civility in an Uncivil World，再由張文亮老師改寫成專文，於1994年刊登於《校園》雜誌，文章指出 :「基督徒的溫柔，往往是體現在面對不同信仰價值的人當中，願意學習不以力欺人，刻意學習捨己與愛人，因為他們也是我的鄰舍。不以指責錯誤來顯示自己的正確，而是在奉獻與犧牲的屈辱當中，經歷耶穌在十架上受難的心情，在這樣的患難中也不喪膽，經歷超越此世的應許、安慰與榮耀。」

結論

　　教會身處危機四伏的場景，無論來自有組織的抹黑與攻擊、對教牧與堂會的威嚇等，我們承認對當前課題不要統一立場，異見是正常與健康；透過理性討論從而辨識對錯，指正錯謬也非否定合一。當面對社會與政治事件「合一非一律」，我們本於真理與愛心，無懼無畏，共同繼續與民同行，一起彰顯上主榮光，這便是我們此時此地的群體使命 !

引言

　　聖經明確教導我們，「最重要是為萬人，為君王和一切在高位的，祈求、禱告、代求、感謝，好讓我們可以敬虔莊重地過安穩平靜的生活」(提前二1-2，《新漢語譯本》)。

　　教會要為地上執掌權柄的代求，無論習近平或林鄭月娥，個人喜歡與否，我們定期的集體代求，表明這些領導人有否信仰，皆要向神問責。習近平或林鄭月娥，有其人性與靈性限制，不懂得或無辦法向上主祈求；神子民就發揮「中介」角色，把政權置於全權之主下面。

1. 求秉行公義

　　　「神啊，求你將你的公平賜給王，將你的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使他按公義審判你的子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義使百姓得享平安。

　　　他必為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拯救貧窮之輩，壓碎那欺壓人的人。」 　　　(詩七十二1-4，《和修本》)

　　詩人向上主祈求賜下「公平」(justice)與「公義」(righteousness)，這是聖經對歷世歷代以來所有執政者的基本要求。每當我們為掌權者代禱，常有教會人士簡化理解為「祝福在上掌權者」，而人民則安於做順民，只要服從，不容異議，不可挑戰。這種祈禱的方向根本不合聖經教導，聖經從不教導任何國民對其掌權者無條件的順服。

　　神子民的禱告乃是求掌權者能按著賜予權柄之主(羅十三1)，能有效地「使作惡的懼怕」(羅十三3)。教會為掌權者代禱，就是求主幫助政府官員能秉行公義，能正當地賞善罰惡。當執政者不能賞善罰惡，整個社會就不能「得享平安」(詩七十二3)，因為公義已失掉 !

　　如聖公會《公禱書》之〈為國禱文〉就是教會可以採用的範本 :

　　　「上帝啊，天下萬國，皆主所管理；

　　求主眷顧香港(原文為「本國」)，以正直之標準，

　　豎立在全國人民心中，使我們能遵行主之旨意；

　　更求主感動一切政府人員及各界領袖能除去自私自利之心，

　　富有服務之精神，謀求香港(原文為「全國」)之幸福，

　　令太平、真理、敬虔、公義、善行能充滿國中，

　　從今日直至永遠；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74頁)

2. 求恤孤念苦

　　　「貧窮人呼求，他要搭救，無人幫助的困苦人，他也搭救。

　　　他要憐憫貧寒和貧窮的人，拯救貧窮人的性命。

　　　他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殘暴，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貴。」 　　　(詩七十二12-14，《和修本》)

　　　「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

　　　當保護貧寒和貧窮的人，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 　　　(詩八十二3-4，《和修本》)

　　執政者並非上主，只是上主授權地上政府的代理人，有效的施政是體察民情，明白民怨，才能施政為民。由林鄭自承錯失而一手造成的「反修例運動」，過千市民因此而被捕，無數在身心受到傷害。這些傷害直接或間接因她失誤政策引發，她本應恤孤念苦，看重港人為此所流下的汗、淚與血。可惜，他們的血在她眼中不看為寶貴(詩七十二14)，她惜國旗、燈柱與入閘機多於721及831無辜受傷的市民。

　　智慧長者李嘉誠向執政者勸言「網開一面」，非罔顧法治，乃是兼顧公義與憐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正需要掌權者的適切回應。

　　35位教牧與信徒領袖於9月4日發起〈為香港人和特首的公禱文〉，展示合乎上主心意的施政者應有的質素 :

　　「我們為林鄭月娥特首禱告！求主賜她的身心靈健康，可以在主裡面安靜，從幽谷中釋放出來！有謙卑的心和屬靈的耳朵去聆聽上主的話語，而不是偏聽有權勢的人的話語。使她得著智慧分辨及有能力拒絕一切控制她的惡勢力。主啊！求祢憐憫和賜福特首！

　　求主帶領特首的團隊，使那些有屬天智慧和謙卑的人扶持她，與她同行。求主使特首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使她願意回轉，不忘服務港人為優先的初衷；以謙卑和愛的行動去處理今天的危機。

　　主啊！求祢的靈感動特首，使她能夠真誠和有智慧地回應市民的訴求，只有祝福而不是咒詛香港人，努力遏止一切使香港人受傷的武力和暴力。

　　主啊！求祢使特首重新得力，以憐憫的心去安撫市民的傷痛，安慰所有身心靈受傷的市民，包括警務人員、示威者，年輕人，特別是那些被捕者。

　　主啊！求祢使特首重新得力，不再孤獨，以謙卑和愛心的行動去贏得香港市民的尊重和支持，並以獲得香港市民支持作為執政的基礎，成為一個向香港人負責的特首。」

3. 求開拓新路

　　　「神啊，你的道是神聖的；有何神明大如神呢？

　　　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萬民中彰顯能力。

　　　你曾用膀臂贖了你的子民，就是雅各和約瑟的子孫。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之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

　　　你曾藉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好像領羊群一般。」 　　　(詩七十七13-15，19-20《和修本》)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 　　　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詩八十六11，《和修本》)

面對當前政治危機，在人來看，前途不妙；而神子民可做是求「上主隨意支配君王的心，正像他轉移河流的方向。」(箴廿一1) 正如潘霍華所言 :「惟有在教會為他人而存在時，才顯出她真正的本色。」(《獄中書簡》，233頁)

　　我們祈求上主使用在位領袖，或興起領袖，能於混亂時勢中帶領民眾走出困局，開拓新路。沒有人能想像海中可以開出道路，沒有港人可以想像整場運動自6月9日以來，竟然持續超過3個月。

　　我們求主賜智慧予習近平、林鄭月娥或相關官員能妥善處理，非以強權鎮壓，而是柔和疏導。我們同心祈求「解結」，化解仇恨，減少猜疑，加增對話，重建信任，才能達成政通人和。

　　　「指示你路，主阿，指示你路！

　　　求主施恩帶領，指示你路！ 　　　使我行道不偏，憑信不憑眼見，

　　　以光引導在前，指示你路！」(《生命聖詩》315首〈指示你路〉)

結語

　　基督徒群體，無論是個別私禱或集體公禱，不是按個人政治立場或喜好，乃是本著聖經教導而表達的靈性操練。憑著本性，我不想為這些掌權者代求，但聖經卻教導我們要為這些在某些人心中視為「惡人」與「罪人」禱告，而我們就學習在心不甘情不願之下，為這些官員代求。我們為掌權者代禱，非妄想能改變他們，也非妄想搖動神的手來達成個人願景，我們祈求只是神的管治權能充分體驗在我們的生命與生活中 !

　　當掌權者能秉行公義、恤孤念苦，並能帶領民眾走出困局，我們為此感恩讚美；即或不然，掌權者漠視民意，顛倒黑白，失掉人性，倒行逆施，我們仍然如同窮寡婦不斷地糾纏不休(路十八1-8)，向上主表達訴求，永不放棄 !

引言

　　從6月以來引發「逆權風暴」及不曾止息的抗爭行動，正反映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的領導無能。早前，路透社流傳林鄭於閉門會議的講話，於是有報刊評論「她既不能領導，也不能辭職」，香港社會正陷於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們正面對回歸以來最嚴峻的管治危機。林鄭於9月4日才正式公布撤回條例，稍作讓步；可惜她錯過時機，未能及早疏導民怨。筆者預期大多港人到了目前地步，特別有過千名示威者被捕，不少身心受傷害，市民付出了這樣多，政府只回應一項早已「壽終正寢」的條例，市民不會因此而罷休，仍會堅持「四大訴求、缺一不可」。

(Photo Credit : 白夜White Night Facebook)

　　危機可理解為一件突發的事件，迫使人要作出迅速果斷的回應，否則會後果堪虞。危機之震撼，乃在其不可確定的本質，及其引發嚴重的後果。倘若領袖能短時間內作出果斷英明的決策，並非因循舊有思維框架與程序，靈活應對，他 / 她就能因勢利導，調整對策，化解危機，取得肯定與信任。由於危機本身的威脅性與緊迫性，領導力的考驗往往在此形勢下暴露無遺，高下立見。

　　筆者承認沒有智慧與力量，出謀獻策，化解政治危機，這方面留待其他高人出手。筆者只就當前社會危機，建議教會領袖面對未來日子，該怎樣作好思考，要當機立斷，且能靈活應變，方能為會眾燃點盼望。

當機立斷

　　危機對人的威脅在於其突然而來，叫人措手不及；領袖最重要是當機立斷，以快打慢，解決眼前難題。身處危機中，領袖要敢於打破舊有思維與沿用辦事程序；在時不我與的緊迫形勢，領袖根本不容有太多時間開會處理。領袖需要果斷地因應時勢作出明快的決定，且接受沒有任何一項選擇是完善，領袖要背上一定的風險，作出對策。

　　危機從來不會呆等領袖細心思考，慢慢處理；須要領袖當下速戰速決。本港不少教牧與長執，一向深受公務員辦事文化影響，就是按「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辦事。風平浪靜的日子，此套官僚文化有其效用，但於風起雲湧的時勢，等不及會議商量，在位者須要學習「果決」，這正是危機領導的要素之一。

　　領袖的當機立斷，作出決策，有時會引起非議，如為何開放堂會卻不曾召開會友大會諮詢會眾意見，或為何取消某些聚會等。領袖的答案可以很簡單 : 危機指向突發而不正常的事件，其不確定性、威脅性、緊迫性，根本不容許任何組織按照正常程序辦事。交通工具出現意外事故時，車主、司機與乘客等不會花時間討論保險與賠償事宜，打開緊急門或打爛車窗逃生是首要。危機領導就是承認現有知識與經驗失效，要打破框框，大破大立，才能化解。

2. 靈活應變

　　危機必然打亂了恆常的生活節奏與既定程序，「逆權風暴」影響不少堂會機構的正常運作。堂會機構原來計劃好的大型事工與活動，可考慮延遲押後舉行。或有堂慶與慶祝活動等，領袖明白群眾心境，如容許延期是好事，如未能延期，也許要作出調整，引導會眾非高興熱鬧，乃是回顧歷史，述說神於不同危機中的保守與帶領，從而會眾也能在困苦中經歷神的同在。堂會領袖要減少不必要聚會，精簡事工；當有適切時勢的公開聚會，可考慮團組一起參與。

　　倘若堂會身處的社區，已知悉有遊行或集會，可能對堂會聚會有一定影響，堂會領導層就要訂立預防機制，考慮於哪個場景下取消聚會或更改聚會時間與地點等 ? 又或堂會所在區域，發生警民衝突，堂會領導層是否開放場地作休息站，或避難所，協助有需要之市民 ? 又或堂會牧者與行政同工等，因應局勢變化，是否要提早放工離場 ? 或有些如醫護專業一樣，於緊急時期被召去到堂會現場提供靈性支援(非教牧當值時段) ?

　　筆者建議堂會成立「危機應變小組」，由堂主任與三四位執事組成，人數不宜多，此工作小組被賦權於危機時啓動，能因應時勢，靈活應變，並能有效與所有持分者溝通。任何應變方案難免會有些地方未如理想，甚至出錯，重要不是尋找替罪羊，要求某些人承擔所有責任。

　　面對當前急變的社會形勢，領袖更要有靈活應變的思考與技能，方能駕馭形勢，不致受困於環境當中。路是由人開拓的，政策同樣是因時因勢而訂立。外來突發的危機，一方面考驗堂會領導層的應變能力，另一方面卻是顯露群眾對領袖的信任。每次危機來到，正是考驗領袖與群眾之間互信與溝通。危機能如實地反映堂會組織內部決策與溝通是健康或不健康。

3. 燃點盼望

　　危機往往叫人攝於威勢而氣餒，不少人，包括基督徒在內，被擄於恐懼當中。社交媒體常出現失實的虛假資訊，有些傳言會製造恐慌，如黑社會將於某些區域元朗、北角與荃灣出沒，這些區域的堂會聚會勢必受到影響。

　　伍渭文牧師引述耶穌會會士韋馬可(Mark Raper) :「盼望並不是樂觀。樂觀是希望事情會好轉；盼望是忍受苦難的美德，衍生力量的恩典。盼望是心靈深處開出的應許，引領我們在茫茫前路中穩步邁進。」

　　身處「黑暗掌權了」(路廿二53)，基督徒似乎於漫長幽暗隧道裡看不見出路，我們只能於漆黑場景中摸索、前進。信仰的道路，就是如此，而領袖能發揮領導就是引導會眾走出恐懼，想像另類的願景，眼目看到上主的作為。

　　薩爾瓦多的羅米洛大主教(Oscar Romero)站在貧困民眾一邊，為政府侵犯人權而發聲，結果於1980年3月24日一次彌撒中被槍擊身亡。羅米洛公開反對暴政而遭到刺殺。後人為了記念羅米洛大主教，就撰寫了以他命名的禱文。

有時我們需要向後退一步，以長遠眼光看，這對我們有幫助。 天國不僅非人力所及，也超越我們的視野。

我們一生所成就的，只是上主宏偉工作之一小部分。

我們播下種子，有一天它會自然成長。 我們澆灌播下的種子，知道其中蘊藏著未來的應許。

我們無法完成所有事情，而有此意識，反而帶來我們的釋放。

這樣，讓我們只能選擇做一些事，並儘量做得好。

也許做得不完美，但畢竟是向前邁進一步的開始。 這是讓上主的恩典來臨的時機，並由祂完成其餘的部分。 我們只是工匠，並非建築師。

我們只是服事者，並非彌賽亞。 我們只是先知，然而未來卻不屬於我們 !

　　燃點盼望，就是領袖於危難中不是只見問題與亂局，他/她不一定有答案與出路，但他敢於繼續向前探索，並鼓勵其他人一起齊上齊落，持守信念與盼望。

總結

　　危機顯露領袖的本色，沒有人能於突發的危機出現前，作出周全的部署；我們只能現實地於危機爆發期，邊做邊學，有犯錯的時刻，亦有修正的契機。領袖能夠臨危不亂，當機立斷，靈活應變，並能燃點盼望，必會取得跟隨者的信任與支持。

　　在過去的80天，不少教牧及信徒參與反修例運動，承受來自四方八面的强大壓力，個人情緒及身心社靈感到疲累與枯竭。有些堂會在今次事件中迅速出現內部撕裂，因分歧產生對立。教牧領袖需要重新檢視，因應場境作出相應的教導與牧養，培育信徒的靈命，在紛亂世代中逆流成長。

　　潘怡蓉博士指出「整全的靈命培育與社會運動之間互動應該是充滿動力的(dynamic)。這互動可以用『黙觀中的行動者』與『行動中的黙觀者』二者之間的整體性來呈現。」(《迎向政治的呼召》，42頁)。

　　筆者無意以此短文在這方面作出深入的探討，只是想分享近日的一些觀察及參與體驗，提出想像與可行的實踐。

以禱告進入世界

　　筆者觀察過去堂會因著「政治中立」的思維，門徒訓練及靈命培育的內容少有涉及社會政治關懷的層面，外向性的實踐則較為著重社區關懷，例如節期探訪、嘉年華會及社區天災救援行動等。面對當前社會形勢，教會的培訓與教導可以靈活調較，加入適切的社會元素，彌補不足，豐富參與者的體驗，把信仰融入現實的場景。

　　潘怡蓉博士認為，「教會身處在多元與多變的世界，面對不同的社會運動的挑戰，封閉的培育模式會在信仰生命之間形成猜疑與對立，强化不相融的靈性思維，使得靈魂與肉體、內心與外在、屬靈與屬世、私人與社會處在對立、甚至割裂生命狀態，人與自己並與他人之間，出現衝突、壓迫與分隔，各自活在自我保護的城牆裡。」(53頁)

　　教會可以幫助信徒從禱告開始，促進大家彼此的分享，把所見所思藉著禱告置於聖靈掌管當中，與主相遇，察驗祂的帶領。傅士德博士(Richard J. Foster)分享禱告的操練指出，「禱告把我們放射到靈性生命的前方。在所有屬靈操練中，禱告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引導我們進入與父無間斷的交通中 …… 當我們禱告的時候，上帝便慢慢地温柔地向我們顯示我們藏匿的所在，把我們釋放出來。」(《屬靈操練禮讚》，45頁)

　　一位信徒分享她的苦況，教會因害怕撕裂帶來紛爭，不知怎樣宣講信息及代禱。後來，她發現堂內一些信徒也有同感，大家聚會後到街上暢所欲言，後來再返回教會與牧者分享感受及一起祈禱。我回應她，教牧領袖有時因資訊與經驗不足，以致未能迅速辨識該怎樣教導與應變，不足為奇。若情況可行，彼此坦誠相向，一起從禱告開始，縱然想法未必盡同，求聖靈更新各人的心思意念，引導我們作出適切的辨識，尊重不同，接納與我持相反見解者，不以自己為真理的代表，容讓聖靈光照各人的內心，給予指引。「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為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不是出於我們。我們處處受困，卻不被捆住，內心困擾，卻沒有絶望」（林後四章7-8節）

　　筆者認識一些堂會，於此期間聯合舉辦「香港短宣深道行」，就是因應場景，制定關懷社區與社會的查經資料，多向度的探訪行動及培靈奮興等，這是結合當下處境的應變，是一個切合時勢的回應。

　　另外，一些堂會身處於遊行的地區，在當天舉行祈禱會，之後開放讓遊行人士作休息，提供飲品及使用洗手間等，信徒學習接待，從中服侍與關懷。筆者在臉書看到一位教牧的分享，節錄如下：「昨天下著大雨，全日在教會留守，有一班年青會友一齊幫手，晚上十一點多祈完禱才回家，經歷了亂世中的平安，我們為進來全身濕透的青少年送上涼水和飯，他們把錢放入奉獻箱，真係好可愛。之前一段日子，有會友因不同看法選擇離去，我感到恐懼和孤單，怕自己做錯，我一次又一次求問，覺得要謙卑尋求主。今天過程中，我一一審視他們的樣貌，每個都是珍貴的，他們需要牧者。」

　　是的，個別堂會的情況很不一樣，不是每一間都要有相同的回應，我們就是因應場景作出思考與關懷，從禱告中尋求帶領，正如上述的不同例子。然而，禱告與行動是緊密相連的，倘若我們認真看待我們的信仰，在不明白及不知怎樣行的情況，仍能不住禱告，憑愛心行事，進入時代的場景，讓聖靈導引前行。

誦詩篇從心禱告

　　因著警方於8月11日對示威者的「濫暴濫捕」，一群教牧於8月12日當天下午舉行記者會，及後前往警總宣讀聲明，於對開路旁設立48小時的通宵唱詩禱告站，讓信徒流水式聚散，行動中禱告，禱告中行動。

　　我們採用不少詩篇來誦讀和分享信息，幫助前來的參與者舒發內裡的不安、擔憂及憤慨，在神面前傾心吐意。誠如張國定博士所言：「詩篇有如一面鏡子反照我們人生的起伏，無論是喜樂、憂愁、安詳、恐懼、堅信、困惑、疑慮、盼望、灰心等不同的情緒，都在聖靈的引導裏毫無保留地活畫出來。詩人向神赤露敞開、傾心吐意。」(《天道聖經註釋：詩篇(卷一)》4頁)

　　有教牧分享詩篇147篇第3至6節：「他醫好傷心的人，包紮他們的傷處 …… 我們的主本為大，大有能力，他的智慧無法測度。耶和華扶持謙卑的人，將惡人傾覆於地。」我們為著右眼受重傷失明的女急救員憂傷，為那些卧底示威者的所作所為憤憤不平，在內心情緒起伏不安之際，求主幫助我們倚靠大有能力的耶和華，因為惡人必被傾覆。

　　我們看到當權者驕橫跋扈，妄顧香港安危，置人民於水深火熱。詩篇幫助我們在神話語中得安慰，堅立我們的信心。不少信徒禱告中落淚哀哭，在上主面赤露敞開，承認自己的不足和軟弱，求公義的主，憐憫與審判。在這個禱告的過程，信徒從中釋放地開聲禱告，彼此代求，在一個戶外的自然空間，發出從心的禱告。

　　盧雲神父（Henri Nouwen）分享有關禱告與服事，教導我們要操練從心發出的禱告，先從簡短的禱告開始，再學習不住的禱告，繼而是接納一切的禱告。這是一個操練如何禱告的歷程，建立禱告的紀律和規則。

「發自內心的禱告也是一條通往清心(單純之心)的道路，給了我們雙眼，看清與自身存在有關的種種真實。這顆清心(單純之心)，允許我們看得更清楚，不只是注意自己的需要、扭曲與焦慮，也看見神憐憫且慈愛的臉龐。只有保持這個清晰的異象，才有可能真正帶著一顆平靜安穏的心，走進眼前的騷動世界裡。」

(《喧囂中寧靜》，114頁)

靠聖靈啓導前行

　　筆者協助安排48小時通宵唱詩祈禱會，我們預計會有陽光猛烈及下大雨的時候，所以也會按情況而作出相應的調整，與會者要適應變動，彈性處理可能有突如其來的事情。三天的不同時段，由來自不同堂會教牧主領，信徒一起唱詩及禱告，期間有人帶來櫈仔、飲品及結他等，不經不覺建立了一個公共的團契空間，各人有不一樣的經歷與體會。

　　記得在第二天中午的時分，不少文職人員從四方八面途經，現場人潮出入嘈吵，當時我們在路的兩旁唱詩禱告，一位拖著買餸手推車的女途人，剛巧經過我的身旁，指罵我們不支持警察，當時我們正在唱著「神愛滔滔，活水匆匆湧流」，霎時間不知如何回應。我當時心中並不好受，內裡是有點憤怒。

　　當我還未坐定回氣，忽然在我後邊有一位白領男士走過來，送上數枝冰凍的飲品及叫了一聲「大家加油」，微笑揮著手便走了，他的出現緩和了剛才崩緊的氣氛。再過一會，意想不到，有一位女同工迎面而來，她二話不說，遞上冰凍的飲品，再為我們幾位在場的同工打氣，加添力量。

　　大概下午四時，我坐在櫈仔上歇息，因早上唱詩去得太盡，聲音開始沙啞，有點疲累。正在此時，有一位年逾六十歲男子，彎低著腰推著收拾雜物的四輪手推車，靠近我的身旁經過，突然轉身向我傳來一袋冰凍的檸檬茶，當我正想對他說：「不用，我們足夠了」的一刻，他已離我遠去了，我看著他的背影，腦海裡浮現起今天的經歷，頓時醒悟，這一天三次送來涼水給我這個「小子」的，不是途人，而是親愛的主耶穌，祂一直與我們同在，知道我們所作的，「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誰是勞苦擔重擔的人？參與的教牧和信徒？那個指罵我們的女途人？那兩個向我送水的途人？抑或是在對面警總內的人們？這個經歷讓我深深體會，上主供應我們屬靈上的需要，這一杯「涼水」，滋潤心靈。

　　潘怡蓉博士教導有關黙觀與行動的彼此互動，黙觀中的行動者强調上帝是主動走向人，在我們的生命中工作，讓人與祂相遇；而行動中的黙觀者指上帝是積極介入世界，在人的歷史當中展示祂的救贖。「黙觀者透過行動的過程，更具體地在處境中經驗上帝的同在與作為，更察覺和認識臨在於世界的上帝。」(46頁)

　　原來，三一上主的臨在（divine presence），可以是如此不經意的真實。求主幫助我們，在行動與禱告的互動中，學習黙觀，生命經歷試煉與陶造，踏上建立整全靈命的征途。

結語

　　我們當中有不少人參與今次的反修例運動，在疲累中需要屬靈的補給，以禱告結連行動，幫助自己在幽暗紛亂的時刻，前行中經歷聖靈的導引，在走岔迷途時知返，在行正路中明辨當前每一步。

願以St. Dimitrii of Rostov禱文與你互勉！

請來，我的亮光，照明我的黑暗；

請來，我的生命，從死亡收納我；

請來，我的醫生，醫治我的創傷。

請來，神聖火燃，燒掉內心罪汚，以祢愛火焚燒我；

請來，我的君王，居我生命寶座，並在此執掌王權。

唯獨祢是我的王和我的主！ -

(《禱聲不絶》，94頁)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副總幹事

引言

　　自6月9日「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不少教牧於堂會崇拜講道感到困難，甚至無所適從。有些選擇「離地」，美其名為避免引起爭議，也不想會眾對講員有所標籤。筆者也從若干教牧知悉，她 / 他受溫馨提示「講道不要政治化」，擔心會眾未能承受，甚至有名牧早被邀請宣講福音，但因應時勢，這位牧師「被DQ」(取消了講道邀請)。同樣，有若干信徒感到返回堂會崇拜，彷彿生活於另一個平行時空裡面，堂會世界是何等屬靈，與世無爭；這些信徒感到講壇信息五十年不變，來來去去教導的是傳福音、讀經、祈禱與事奉等。

1. 宣講定位

　　傳道人宣講聖道時，有三方面定位 : 不迴避、不中立與不論政。

1.1不迴避

　　斯托得牧師明言 :「真實的基督教講道既合乎聖經，也合乎時代。它是闡釋聖經，然後與我們所處身的世界聯繫起來。」(《心意更新的教會》，107頁) 一位忠心宣講的神僕，對當前場景，不能迴避，避而不談是失職的表現。會眾身處於混亂時勢中，飽受各式各樣資訊困擾，正需要教牧以聖道教導與指引。

　　當堂會刻意迴避當前發生之風暴，如同《基督教週報》，作出言論審查，好像沒有事情發生一樣，只會使信徒感到失望與不滿，特別是年輕世代。面對與承認問題，不是要挑起意見衝突，牧者向會眾展示是作誠實無偽的僕人，心存開放與謙卑，與不同立場的信徒就當前課題互相思考與對話。

1.2不中立

　　有些教牧對「政治中立」存有誤解，聖經對邪惡與不義的指斥，從來不會中立。當發生721「元朗黑夜」、811警察濫暴、813示威者於機場粗暴對待旅客等，教牧本著真理，對這些超越良知行徑予以責備，根本與政治立場無關。牧者個人必有其政治取向、立場與看法；教牧毋需否認其立場，重要是宣講聖道時不會把個人政見絕對化、等同真理。任何堂會，會眾必來自不同政治光譜，教牧明白會眾對發生事件有不同理解與感受；他 / 她既要顧及會眾可能有不舒服的感受，但仍要忠心宣講。

1.3不論政

　　教牧不能迴避、也不能政治中立，這不意味教牧要把「聖道宣講」淪為「政治評論」。我們不能本末倒置，身為傳道人(牧師、傳道、宣教師、教師等)要「有道可傳」，我們皆服在「文本之下」(under the text)，而非站立於文本上面。聖經對若干課題如罷工、罷課、不合作運動等沒有直接的教導，聖經也非政治學課本或抗爭指南。當教牧未能掌握事實，甚至採納「假新聞」(fake news)作為例子，妄作評論，就會自招麻煩。

　　倘若教會是言說真理的場地，教牧被召站在講壇，忠實地向會眾宣講上主的「全部真理」(total truth)。教牧不以論政作為講道目的，會眾已有足夠的政經資訊；教牧在這領域的可信性一定低過劉細良、陶傑等。教牧陳述的不是信徒已知的舊聞，他 / 她乃合時地把古老聖言重新翻譯為會眾感到貼近的語言。傳道人非喋喋不休地講論表層的事件，他 / 她巧妙地引領信徒與聖言中重新理解事件的底蘊。教牧自知一己沒有答案，也不預知結局如何；然而他 / 她如同耶利米與其他先知一樣，作上主「直話實說」的信差。聖道並非用作支持「維穩」、「民主」或任何政治訴求；相反，聖言質疑、批判與否定任何意識形態聲稱的絕對性。

2. 怎樣宣講

　　布赫納(Frederick Buechner)於《福音作為悲劇、喜劇和童話》(Telling the Truth)，可作為教牧「聖道宣講」的三部曲。

2.1 申訴悲劇

　　為何香港會淪陷到如此局面 ? 傳道人職責不是作政治分析，他 / 她宣講文本之先，簡潔地分享 :「近日發生的事件，我相信在座弟兄姊妹與我一樣，感到失望、難過、甚至忿怒。我承認與各位一樣，無助，沒有答案；我們都是罪人與被罪者。在這困難時刻，我們更加需要上主聖言給予指引與教導。」

　　布赫納這樣描述 :「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無法躲避世界外面的暴風雨、自己裡面的暴風雨；如果哪一天能找到真正的遮蔽。所以我認為，凡是傳福音的人也必須從這裡開始 - 在真理所是的靜默之後，先臨到的是壞消息，然後才是好消息，先是作為悲劇的話語，然後才成為喜劇，因為它將我們剝光裸露，為了最終要給我們穿上衣服。」(52頁)

　　大時代考驗港人的良知，有所謂「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反修例運動」帶來種種悲劇如家人不和、朋友割蓆、信徒退組與社會撕裂。傳道人無論自選經文或採用三代經課，必發現聖經故事中不乏悲劇。《詩篇》的哀歌(或申訴詩，lament) 正表述人於困境中質問 :「神啊，你在哪裡 ?」

2.2言說喜劇

　　傳道人宣講以悲劇為始，接著他 / 她要言說喜劇。「無可避免的事，是悲劇。無法預見的事，是喜劇。」(81頁)

　　《時機宣講 - 適切境況的福音宣講》第七章講論「公眾危機中的福音宣講」，指出傳道人要讓會眾認識「神是奧祕的意思，是在危機中遇見的上帝同時是隱藏又彰顯的。(154頁) 危機中，教牧以聖言引導會眾更加認識神，在神的救恩故事中重新認識人的本相與神的莫測。「罪與恩典，不臨在與臨在，悲劇與喜劇，將世界分割於兩下之間，而這兩下迎面交戰之處，就產生了福音。讓傳道人傳講這兩下匪夷所思的相遇，乃深遠諷喻、不期而至、歡樂好笑的福音。」(《福音作為悲劇、喜劇和童話》，98頁)

　　我們各人帶著「先見」(pre-understanding)來到聖言面前，透過一起聆聽與研讀聖言，講員與會眾一起經歷心思的變化，從而帶來新的「先見」。聖言就在我們意想不到的場景向心靈言說，如巴特所言 :「驚異」(wonder)乃「神學的存在」(《福音的神學 - 導論》)。神常常作出新事，令人驚奇不已 !

2.3 想像童話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計劃不能攔阻。誰無知使你的旨意隱藏呢 ? 因此我說的，我不明白；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讓我知道。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伯四十二2-5)

　　聖道宣講的奧祕，有時連講員也不明白為何這樣言說，有時講章以外即場言說的竟成為多人的祝福 ! 今日我們需要更豐富的想像力。

　　教會多的是「護教者」，而非「寓言家」，我們要重新學習「像特別受命差派的寓言家，從最崇高、最匪夷所思、最神聖的意義上，說出福音的真理。」(《福音作為悲劇、喜劇和童話》，123頁) 傳道人有責任開拓會眾的想像力，正如約翰被流放囚禁於拔摩島上；然而一幕又一幕另一世界的景象呈現眼前，叫他不斷敬拜，不斷宣告 : 惟獨耶穌是主 !

　　當前香港亂象，解構「安定繁榮」的神話，要我們重新檢視信仰與價值。傳道人的信息有時會不受歡迎，有意與無意地刺痛會眾脆弱心靈，甚至傳道人宣講時有時犯錯(引用了錯誤資訊、講錯經文章節等)，這又何妨呢 ? 成熟會眾有辨識能力，不會因講員於某小點講論錯失而否定整篇講道。講道者與聽道者均在聖言面前一同學習，一同成長。

　　(題外話 : 有些堂會外請講員，有智慧的就不應限制講員的宣講，甚或需要為講員之講章，再作補充或評論。宣講引起會眾不安是好事，催促我們再思所信的內容。倘若教牧或堂會對外請講員感到不滿，下趟就不要請了；對外請講員的基本尊重，或請對方自選經文與講題，或由堂會提供編排經文與主題，其餘的就不該過問了。)

總結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四2) 教牧於危難時勢的聖道宣講，更要用心，方能使慣於安逸的不安，而不安的卻得到安慰 !

(筆者講於7月24日「牧養沙龍：紛亂對立年代中，怎樣宣講聖道 ?」，詳盡版刊登於《使命與領導》，2019年9/10月。)

(photo credit : 時代論壇)

　　當前「反修例運動」引發連鎖性暴力循環，越演越烈；教牧與信徒身處其中，因著各有不同的預設，自有不同的理解與判斷。

　　法國哲學及神學人積依路(以祿，Jacques Ellul，1912-1994)，早於1969年撰寫 《暴力 : 從基督教角度的反思》(Violence : Reflections fro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中譯本未有)，他聖經與神學引導我們思考暴力這個課題。神學人David Gill就此書作了精簡剖析，撰文〈Jacques Ellul on Living in a Violent World〉(2012)，筆者嘗試整理其中精華，思考於當前暴力浪潮中怎樣引導會眾作出辨識。

暴力的必然

　　筆者承認「暴力」(violence)這名詞於不同學科存著不同理解。「維基百科」(中文版) 這樣理解 :「暴力是基於侵犯他人的心理，而使用激烈且富有強制性力量之行為。」這項定義假設暴力是某種思想、情緒或意圖，不當地使用「力量」而導致別人的傷害、死亡與損失。拉丁文(violentia)，意指強烈情緒與不假思索的行動，加害者透過不同程度的暴力行為如虐待、疏忽、剝奪、攻擊等，導致受害者遭受身體與心靈的傷害。

　　按照依路理解，暴力乃是人類社會任何年代「必然之事」，如同英國哲學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主張，暴力是自然的本質。再從神學思考，整本聖經描述暴力正是亞當犯罪墮落之後帶來的惡果：該隱嫉妒亞伯，兄弟相爭，結果造成暴力血案 (創四1-8)。耶穌被處死於暴力十字架，至終末景況會出現哈米吉多頓大戰(啓十六章)。聖經如實敘述暴力事件，並非美化或推崇暴力，乃展示人犯罪之後的必然失序。

暴力的特性

　　依路看暴力正是人類的自然狀況，而暴力的必然性，從而使人失掉了自由。他剖析暴力的特性有五方面。

　　首先，暴力是有持續性(continuity)。當林鄭及特區政府拒絕回應訴求，又不肯與反對者與異見者直接溝通，容許部分警隊濫暴與濫捕，更縱容黑社會無差別行兇(721元朗黑夜)，暴力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就不容易止息。試看以巴之間長期衝突而引發的暴力事件，至今不曾平息。

　　其次，暴力是有其相互性(reciprocity)，正如耶穌所言 :「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廿六52)。向敵人施加報復，只會帶來暴力循環。當警方於811濫用武力之後，示威者於其後數日圍堵機場，並於813粗暴對付內地人士報復行為；雙方皆採取升級行動，走向極端暴力。

　　第三方面特性，暴力本質有其「相同性」(sameness)，外人確實難以區分暴力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有些教牧與信徒會質疑為何警方濫暴就予以譴責，而機場暴力事件卻未見有教內人士予以譴責 ?

　　第四，暴力不能達致和平目的，暴力手段只會敗壞原來要爭取的目的。暴力不會帶來所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反而使溫和同情力量，轉向不支持，帶來整場運動內部的分化與割蓆。

　　最後，暴力不能有其「合理性」(justification)，本應有其它選擇與想像，但暴力展示是一種強烈的無力感。面對麻木不仁的政權，「勇武」抗爭者在退無可退的場景下只能訴諸暴力，而「和理非」抗爭者應提供想像與願景，為抗爭者提供可行出路，否則抗爭者必然被捲進停不了的暴力漩渦中。

　　我們身處於暴力世界，依路看這個「必然性」使人無法逃避。依路肯定暴力有其果效，如帶來亂序、粉碎謊言、揭露真相等。綜觀聖經的教導，暴力的源頭來自人心的敗壞；「因為他們以邪惡當餅吃，以暴力當酒喝」(箴四17)，暴力是罪性的外顯行動。人世間現實是「這地在神面前敗壞了，地上充滿了暴力」(創六11)；然而上主不認為基督徒要受這「必然性」轄制，「耶和華考驗義人；惟有惡人和喜愛暴力的人，他心裏恨惡。」(詩十一5)。

暴力的區分

　　「暴力」與「權力」是互依的，社會需要警察運用合法武力維持治安，然而警察使用過度武力，則是濫暴。警方有權清場，驅散示威群眾；但從警方公布有關數據(至8月10日止)已發射過千以上催淚彈，不少於153發橡膠子彈、6發布袋彈、147發海綿彈等。警方濫暴是事實，特別是811事件，以布袋彈射盲女示威者、地鐵站施放催淚彈、近距離射擊等。警察是專業受訓的紀律部隊，能合法地使用性能優異的武器。當警方以適當武力制服示威者，港人不會責怪警方；網絡直播所展示場景是示威者已被制服，根本無任何反抗之力，有部分防暴警繼續追打這些被捕者。若非有新聞工作者在場，可以想像情景更為恐怖 !

　　當《環時》記者付國豪於機場被粗暴對待(被腳踢至倒地受傷，又被索帶綑綁在機場行李車上)，示威者採取不當暴力，這些行為是不能接受。當有建制派議員聲稱機場暴力事件為「超越人性和道德底線」，一兩位人士受襲就如此形容；那我們該怎樣形容721「元朗黑夜」與811警方濫暴事件，豈不是「超超超…超越人性和道德底線」?

　　〈安徒行傳 : 哪種暴力 ? 如何批判 ?〉指出法律與警察成為政權在不正常狀態下，把「立法」與「護法」結合，成為依路所形容的「工具」(technique)，乃是掌權者控制人民的手段。「以執法為名，警察常常懸置了社會對他們的議論和監察，他們不斷透過頒行種種禁令，滿足國家那種未能完全透過法律程序去實現的目的。在『國家安全』等名義下，人民被監視和規訓。就是在日常生活，警暴也無處不在。」(《明報》副刊，2019年8月4日)

　　「香港目前出現的三種暴力，並不是對等的暴力。要說的並非三種暴力在強弱程度上的懸殊，而是它們並不處於對等關係 ，所以絕對不能等量齊觀。不區分三者而聲聲譴責暴力，不單是偽善，也是對暴力、法律和公義之間關係的無知。」

(圖片來自梁啓智之〈香港之夏：誤讀與真相〉)

　　另一位評論員梁啓智，這樣辨識 :「回到那些『譴責任何暴力』的說法，我們得理解香港現在不止有示威者的武力，還有白衣人的暴力，以及警察的濫暴。在這三種暴力當中，白衣人和警察都是無差別對付平民，反而示威者的卻是有針對性地只限於對付當權者；在這三種暴力當中，白衣人和警察都不用為其暴力負責，反而示威者卻要面對數以年計的牢獄生涯作為代價。這如此不平等的前提下，『譴責任何暴力』的說法忽視了示威者的武力正正是由白衣人和警察的暴力而起。而停止這個惡性循環，白衣人要先被繩之於法，警察的濫暴要被制裁。」〈香港之夏：誤讀與真相〉，2019年8月5日)

　　香港民意研究所於8月1日至6日成功訪問1000個樣本，調查顯示，對警務處滿意度從6月反修例風波的61分急跌到8月的39.4分，是2016年開始有紀錄以來最低。

　　有58%市民認為警方武力運用過大，只有23%市民認為適當。至於警民衝突責任方面，有逾七成受訪者認為在於政府，35%認為在示威者，25%認為在警方。調查於811事件前開展，筆者預計未來調查，對警方與政府不滿比例必高。

暴政出暴力

　　當社會暴力事件差不多日日出現，教牧與信徒不只關注事件的表面，更要辨識事件背後的深層次因素。倘若政權對權力的行使只依賴於武力手段，這管治權必不穩固，必會被視為「暴政」。當掌權者背信棄義，言而無信，寸步不讓，也不肯真誠聆聽民意，只會把抗爭者推向「玉石俱焚」的深淵。

　　「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是運動裡其一的抗爭口號。暴力根源確實源自政府，而林鄭等一直漠視民間「和理非」的溫和訴求，才會出現所謂「極端暴力示威者」。政府嘗試透過輿論分化「溫和」與「勇武」，明智的港人反對雙方的暴力行動，對弱者的過激行動體諒更多，不會割蓆，也不想指責。簡單地指責所有現象的暴力，卻不儘力保護與支援弱者，只會成為維持權力不對等局面的幫兇。

　　54位教牧與學者發表牧函〈平安，必要這樣臨到我城〉(8月5日)，要求「執法當局，應恪守專業守則，不濫用權力和武力，並以保障市民的人身安全為首要。」牧函同時指出「解鈴還須繫鈴人，政府應拿出勇氣和擔當，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化解今次政治危機。若政府繼續不作為，恐怕衝突不但不會停止，更會有人命無謂犧牲。」這群教牧與學者贊同成立「一個具公信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了解真相，才能帶來復和。

　　8月12日「教牧關懷團」召開記者招待會〈強烈反對警方濫暴及濫捕〉，要求「警方保持克制，守法執勤，停止使用不必要武力。」接著，教牧於警察總部門外有48小時通宵詩歌祈禱會，持續為香港求平安，筆者也參與其中。

　　721及811兩次暴力事件，不涉及政治立場，就是施暴的白衣人，與動武的警察所展示的暴力，乃任何有良知的市民會同悲同憤。

總結

　　依路對暴力的神學詮釋是人墮落後必然之事，我們要辨識暴力的特性，且能因應真實場景作出區分，了解暴力根源在於拒絕對話的政府，只想透過警暴來「止暴制亂」，結果是暴力不休。

(文章部分原刊於《使命與領導》，〈暴力社會中的牧養〉，2016年3/4月，現大幅修訂而成。)

　　因著「反修例運動」引發止息不了的集會與遊行等，已不再局限於港島區，不同區域已有群眾集會，甚至出現警民衝突的場景。現今各區教會領袖要預早思考，萬一有群眾聚集於堂會所在社區，堂會場地是否開放予公眾作休息或避難用途 ?

　　身處社會衝突之中，教會領袖若不及早思考與討論，尋求共識，到突發事故出現，要作出妥善應對就會感到困難重重。

場地的公共性

　　教會成為教會，不是私人住宅的會所，必然歡迎所有人士參與。即或堂會是有限公司註冊，堂會的主日崇拜乃向公眾開放，無論參加者有宗教信仰或未信者，政治立場偏向建制或泛民。

　　當堂會舉行崇拜或聚會時，有外來不知名人士舉牌示威抗議，影響正常程序的進行；教會領袖有智慧有愛心勸阻這些人士，到了無法可施時，迫不得已報警求助。即或發生這些攪擾事件，堂會場地不會因此而不向公眾開放。

　　倘若教會領袖否認堂會場地的公共性，以下的就不用討論了。教會領袖繼續以「管理思維」操作場地運用便可。

款待外人職事

　　聖經教導基督徒群體要實踐「款待外人」職事。有學者分析，「款待」(hospitality) 名詞於聖經出現次數多過「傳福音」(evangelism)，表達對信徒的要求。「款待」的美德是人人可以實踐(羅12: 13；來13: 2；彼前4: 9)。「款待」基本的意義，就是基督徒群體表示向「陌生者的愛」(love of strangers)，樂意開放場地接待外人進入，為來賓提供住宿、飲食與保護等。神學工作者Christine Pohl於 Making Room: Recovering Hospitality as a Christian Tradition 指出「款待」於教會歷史與傳統佔有重要位置，信徒要恆常實踐。首五個世紀教會於「款待」的職事滿有美好的見証，「款待外人」乃是信仰群體面向公眾的踐信。信徒開放居所，居所就是聚會場地，同時也是「款待外人」的空間。

場地作祈禱室

　　回顧教會歷史，天主教、正教與基督教皆重視堂會場所為人向上主祈禱之神聖空間。這些堂會每日皆有固定開放時段，任何人可以進內安靜祈禱。這方面，注重崇拜禮儀的宗派如聖公會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皆有美好的見證。筆者過往享用聖安德烈堂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不用預約，路經時只要場地開放，便可進內安靜祈禱。

　　有些堂會，因應人手管理限制，只會在特定時段，如午膳或黃昏時段，開放予人祈禱。面對香港動盪時勢，教會領袖要重新思考堂會場地那些空間(不一定是禮堂，房間也可以)可以開放，供本堂信徒、其他信徒與公眾人士於危難中一起仰望上主的恩典。當教會領袖知悉有遊行與集會(無論是合法或非法)即將於區內舉行，適時開放場地，供困擾心靈祈禱，乃是美事。

場地作休憩站

　　有些教牧與信徒質疑堂會於社會運動期間開放場地的做法，是否「政治化」，或偏幫示威者，甚至做法會否違法 ? 筆者就以親身經驗來說明，727「光復元朗」遊行不獲警方批准，當日仍有大量群眾參與。7月21日發生「元朗黑夜」事件後，我於7月23日聯絡了堂會牧者，提出開放場地，牧者先後與執事及同工取得共識後，事就這樣成了。堂會開放場地，並非鼓勵群眾參與非法集會，乃是提供「心靈救護站」，如同任何群眾活動會設有「急救站」或「救護站」一樣，服務對象是不分政治立場。

　　堂會的「政治中立」就是不偏不倚地為所有對象提供心靈支援。警察有需要入內休息，非執行職務，堂會同樣歡迎。自雨傘運動至這趟「反修例運動」，香港已有不少堂會機構因應需要，公開或半公開開放其場地空間，作為身心的休息站。

　　堂會提供休息站服務，特別在不少商舖落閘關門時，堂會能提供基本人道的支援，如洗手間、飲水、充電、休息與查詢等，更為重要。場地作避難所

　　回顧歷史，每逢有戰亂、地震或自然災難，倖存平安的堂會就會作為危難人民棲身的避難所。聖經不乏經文，描述神是信徒的避難所；教會一直傳承「避難所」的功能。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大肆濫殺，有來自美國與不同國家的傳教士及商人等組成「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劃分基督教學校與堂會等地為「難民區」，日軍不得進入，成為難民的保護。

　　2019年7月27日莫斯科有抗議示威活動，警方濫用武力，濫捕了千多名市民。一間位於其中的正教教堂The Church of Cosma and Damian，來自義大利的Giovanni Guaita (又稱為 Father Ioann)向百多位尋求庇護的年輕人表示 :「教堂一如既往地開放。我們始終保持開放，我們總是讓所有人進入。這是我們的責任，因為我們是教會。所以，今日我們所做的並非不尋常。」他又表達，當很多人驚慌地走進教堂尋求庇護，無論對方有何政治立場，我們是以愛心接待。有些堂會因應社區有不少露宿者及貧窮人，甚至開放場地讓他們在內留宿。

　　有些教會領袖擔憂警察要進入堂會場地調查與拘捕示威者，不知怎樣應對。就筆者於不同堂會場地的參與，及開放場地的資訊交流，至執筆撰文時(2019年8月7日)不曾出現警察入教堂拘捕事件。過往，曾有流言傳聞某間堂會受到警察包圍，事實是不曾發生。堂會尊重警察執行職務，但警察進入堂會要有「搜查令」，教會負責同工有權拒絕警察要求。

自保救人有時

　　倘若堂會奉行的事工哲學 :「我們從來不會這樣做，將來也不會這樣做」，根本沒有需要討論開放場地。從管理角度，開放確是帶來麻煩與不便，如洗手間衛生問題、同工保險與公眾責任等。更現實考慮是教牧與其他受薪同工遇上警方預備清場前，他們提早下班，撤離現場，以保人身安全，或要留守堂會，保護有需要求助人士 ? 這些現實場景的思考，沒有標準而正確的答案。正如宣教士在戰亂地區服侍，有些選擇留守，有些選擇撤退。旁觀者難以一概而論，要視乎當時真實場景。

　　當有黑社會或不明來歷人士手持藤條衝擊堂會，堂會自然要落閘關門，保護內裡人身安全是重要。又或有不能確實的傳言，聲稱有人會上來衝擊堂會，於是同工及相關人士惟有安全撤離現場，也不能批評為怯弱的表現。然而，堂會因為懼怕得罪某些人士而不敢開放，我們得反思相信是個人平安的福音或耶穌是主的福音 ?

　　當人面對危難，教牧與堂會能適時地伸手關懷，開門歡迎，我們所做的正是作在耶穌身上，那些「作客旅的」、「赤身露體的」、「患病的」、「坐監的」(太廿五35-36) 均是主流社會看不起的，甚或標籖為「不受歡迎」類別，堂會卻無差別地以愛心款待，甚至為此付上代價。

結語

　　遇上危險，懼而逃走是正常反應。堂會開放場地，也要視乎客觀環境(如身處於商住樓宇、堂校或服務單位等)才能有效運作。筆者不認為所有堂會皆要開放，或通通提早關門。教會領袖於危機之前，早作思考，尋求共識，一旦事故發生，很大可能是情緒而非理性左右我們的應對。

　　堂會開放與否，信徒與教牧之間，彼此尊重，互不批評，主內仍是基督身體 !

　　基本上，聖經對「罷工」(或工業行動) 既不贊成，也不反對，靜默不言，倘若有教牧或信徒嘗試找到經文作為支持，我們稍有常識，便能辨識支持或反對者很有可能曲解經文來為個人立場背書。

　　基督徒理解「罷工」行動，聖經與信仰沒有禁止。基督新教就「罷工」課題的倫理教導甚少；比較下，天主教這方面有更多更明確的指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81年發表《工作》通諭(Laborem Exereens)，第二十段肯定「工會的重要性」，「工會用以爭取會員合法權利的方法之一是『罷工』，或怠工，作為對有關方面，尤其是僱主的最後通牒。這種方法，如果是在適當的條件和合理的範圍內，天主教的社會理論承認其為合法。因此，工人該有罷工的權利，不可因為參與罷工而受到刑法的制裁。」

　　《工作》通諭承認「罷工是合法方法」，同意「應該強調罷工多少是一種偏激的手段，不可濫用罷工，更不得為了『政治』目的而妄用罷工。此外，應當切記，當社會所必須的公共事業成問題時，應該無論如何要維持這些事業，必要時可以用適切的立法來確保之。濫用罷工武器，能使整個社經生活癱瘓，這樣就違反了社會公益的要求，社會公益與工作的本質是相符的。」天主教的社會訓導是肯定「罷工」於適當條件及合理範圍內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罷工」不要濫用。

　　筆者嘗試以良心自由、追求公義、同在同行及效忠對象四個倫理角度思考這個課題，期盼能引發更多的思考與討論。文章乃為個別基督徒撰寫，非一律地應用於教會整體。

良心自由

　　參與「罷工」信徒乃履行良心自由，與其他同行同事，或為爭取合理的權益(如調整薪津、合理工時、改善工作環境等)；或為抗議資方若干不合理的做法(無理解僱員工、推卸責任、削減與取消員工原有福利等)。如1968年美國田納西孟菲斯出現「清潔工人罷工」(Memphis sanitation strike)，持續了兩個多月；馬丁路德金後來也介入工潮運動，而他就在孟菲斯遇刺身亡。

　　當基督徒為著良心自由而選擇參與「罷工」行動，他/她同樣要尊重其他不同看法與立場的信徒與未信者，他們同樣享有自由，繼續返工。基督徒不宜譏笑那些風雨無阻堅決返工的同事，也不應阻人返工，各人行使其良心自由。

追求公義

　　有些「罷工」行動，非涉及勞資雙方，乃是為著表達更大的社會訴求，如1980年於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成立了「團結公會」，為波蘭首個非共產黨控制的工會組織，由華里沙領導，採取非暴力的抗爭手段。1981年3月發生「比得哥什(Bydgoszcz)毆打事件」，有數位工會成員遇襲而重傷，當局卻不作獨立調查，於是8日後「團結公會」呼籲全國罷工4小時，過百萬波蘭人響應，為當時東歐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最終迫使政府要徹查毆打事件。

　　當基督徒目睹社會的邪惡與不義，也不認同採用激烈的抗爭手法，「罷工」就成為非暴力的手段之一，造成不便，帶來經濟損失，從而向政府施壓。有些教牧與信徒認為要理性溝通，甚至看「罷工」也有暴力成分，然而問題癥結是麻木不仁的政權拒絕正常理性平等的對話溝通。在此權力極不相稱的形勢下，市民與基督徒採取「罷工」或其它合法方式。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工人有權罷工(第二部分第一款丁項)；《基本法》第27條同樣說明僱員有「罷工」的自由和權利。

同在同行

　　另一角度，就是基督徒個別選擇與受苦及受壓制的人民同在。回顧烏克蘭歷史，「天主教曾活在獨裁、共產與君主之政制下。在這些 ……經驗中，教會得出一教條，就是 : 教會必須與人民同在。」〈烏克蘭的東西分裂與教會合一 - 分析教會在反政府示威中的角色〉

　　教會於社會運動中，有時較難要求選擇站在何方，但個別教牧與信徒可選擇與抗爭者同在同行。社會運動中，不同行業的基督徒作出抉擇，站在人民的一方，指斥現有制度的不義與邪惡。當政府已失掉其「刑罰那作惡的」(羅十三5)功能，失去「上主的用人」的合法地位，基督徒有責任正視問題，協助或監察政府回復其原有功能，而「罷工」則是最後可行措施之一。

　　某些基督徒支持或嚮應「罷工」，乃是基於「團結」(solidarity)，大多同行或同事已表明訴求，作為行業的僱員，個人參與是為著整體的福祉。有些信徒參與工會或專業團體，「罷工」行動正表明「大家同坐一條船」，同舟共濟。

效忠對象

　　基督徒理解人是工作的主體，工作是為了人，人不是為了工作而淪為「工奴」。基督徒更視工作為參與上主的工作，工作乃成全與滋養人性，並非使人失掉人性。當部分政府官員不能有效履行公務，這些官員失掉了其任職工作原有的責任，可視為失職。當部分警察濫用武力、勾結黑勢力、不依從規章制度履行職務，只是「空空地佩劍」(羅十三4)，同樣失掉了其行使武力的合法性，市民有權不順服與不合作。

　　「罷工」使基督徒重新思考 : 工作效忠的對象是誰 ? 倘若基督徒宣稱神才是工作終極效忠的對象，並非政府或公司。一般而言，僱員理所當然「做好呢分工」，為公司或社群帶來益處。然而，一旦政府或公司推行的政策，違反公義與良善、顛倒價值、侵犯人權與自由等，基督徒迫不得已地行使「罷工」作為抗爭手段之一，促使社會陷於一時的癱瘓，換取長遠更為公義的社會。

　　基督徒於香港的處境，工會長期積弱，要集體罷工也非易事。有些基督徒考慮其工種與工作性質，不容易作「罷工」，可選擇「請假」(或補假)，為此作出若干個人損失，也是一件美事。

總結

　　基督徒有良心自由，選擇是否「罷工」，也有為著公義訴求，以和理非非態度參與行動。當基督徒為著維護示威者，選擇與他們同在同行，必然要付出代價。「罷工」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到底是為了誰而工作。當「返工大過一切」，連「罷工」都被視為暴力，我們的社會經已無藥可救了 !

(Photo Credit : 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

　　因著反修例的風暴，港人自雨傘運動後，再一次面對社會撕裂的對立情景，甚至比之前更為嚴重。教牧與信徒在不同層面的參與，帶來牧養和教導的挑戰。

　　筆者經歷進場與退場的張力，體會個人與群體層面的不同撕裂，除了外出講道，也曾受邀到宗派及堂會的同工會分享所見與反思，看到教牧面對從四方八面來的壓力，急求牧養的良方妙策。

在風雨中堅持牧養

　　教牧要面對自己在今次風暴的想法，不能迴避，至於在所牧養的堂會如何表達與教導，則因應堂會處境而有差異。因此，有牧者全程投入，到前線與陪伴堂會青少年，有牧者只出席公禱會，有牧者以個人身份參與遊行等。然而，牧者確實仍需要牧養在後場的堂會信徒，包括不參與的信徒及公務員等。我們需要求智慧，去辨識自己的牧養場景，作出適切的代禱與教導，伸出關懷之手，張開耳朵聆聽，以心去溝通，與他們分擔憂患，一同守望與禱告。

　　毫無疑問，今次的社會撕裂帶來的傷痛甚為嚴重，教會難以倖免。筆者在堂會的講道及社交媒體看到，我們的情緒被牽動，平時少談政事的朋友變得十分躁動。

　　我曾在一個老友群組發放個人禱文，卻被提醒用字小心；我見有人分享「暴力始終是暴力，罪始終是罪」，我認為結論過於約化。相信教牧可能會面對類似情況，感受當然不好，但總要辨識處境，檢視與修正，在風雨中堅持牧養。

　　我事奉的教會在崇拜後有祈禱會，當時大家心情有點沉重，弟兄姊妹因怕衝突帶來不開心，情願不作分享，我看見情況，認為大家要誠實面對實況，鼓勵他們分享出來，其中一位弟兄的家人對基督教不滿，因看到有牧者有份參與前線，認為助長暴力，她不知怎樣回應，感到十分沮喪，我只好上前關心，聆聽她的不快，分享我在前線一些觀察。

　　我們不要錯失這些牧養的契機，進場其實並不一定要去政總或不同區域參與遊行，而是進入時代的處境中，去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牧養不能迴避宣講

　　的確，牧養離不開聖經的宣講與教導。然而，有不少堂會對反修例運動避而不談，不知怎樣教導。早前到一間堂會講道，該堂教牧叮囑我講道時不要表明立場，因為會友黃藍分明，雨傘運動時有同工立場鮮明引發很大衝突。我講道完後，她對我說，其實也可分享多一些。這種步步為營的牧養，或許是一個過程，多作嘗試不同教導，好過原地踏步。

　　筆者察看到不少堂會一直都未能就著社會議題建立起分享及教導的文化，恐怕會眾有反彈帶來壓力。我們可以在一些場合作出教導，例如回應講道，或是在堂會特設一些對談小組，逐步建立在這方面的氛圍，培育信徒彼此尊重而能坦誠分享的態度，當衝突來到時，不會一觸即發，措手不及。

　　認識一位剛繼任的堂主任，在是次反修例的風暴中，他的同工及會眾提出很多的提問：堂會是否需要發表聲明？為什麼教牧參與其中而又發出聲明要求撤回等？我們的教會需要什麼準備才可去前線參與？他去思考並嘗試努力尋求解答，勇敢於講壇上宣講相關的教導，因為之前堂會是講明教會是政治中立的。他帶領會眾從宏觀思考當權者在修例過程中所引發的問題，而作為公民，理應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勇於表達，不應受「政教分離」的迷思所困。這位牧者的確打破了堂會的一向作風，因為以往堂會希望中立，牧者從來在講道上，不講政治議題及應用。這位教牧告訴我，他當天講道後獲得絕大部分會眾的認同，大家減少了不必要的猜測。從前不談社會及政治議題的堂會，首先向外爭取支援，同工會開始，測試水温，再到不同部門等。

　　當港人親眼看到當權者與社團人士在港鐵元朗站的所作所為，受害者的哀傷與哀慟可以想像，他們的傷痛可以向誰訴說呢？張智聰博士在〈抗爭有理 – 哀告詩的政治意義〉分享了哀告詩的特點與其延伸意義，值得教牧同工運用於宣講信息，教導會眾，培育靈性，繼續以哀告抗爭不義。張博士認為哀告詩可以讓禱誦者領受三種身分，分別是有屬於自己聲音的受屈者、不存二心的上主投靠者及對未來心存盼望的哀告者。除了信息宣講之外，我們可以採用，教導會眾以哀告詩作禱告，「以哀告詩作禱告，不單是活在夾縫中的芻狗群生面對世道不公的哀聲上訴，更是在公理不彰的惡劣處境中，如何讓自己保持清醒，不容黑暗蒙蔽心中的光，不被不正常的現象扭曲自己的良知，堅信黑暗與不正常都只是暫時的，毋忘初衷，以善報惡。」（93頁）

做神學是牧養循環

　　當我們思考牧養與宣講教導，不可或缺的就是返回歷史與神學的框架中作思考。筆者翻閱葉沛森博士的〈左右兩難 ─ 穿越本土的大公觀念〉一文，他提出我們要誠實面對的是，基督新教自改教以來，逐漸失掉了其大公性，將教會從文化藝術、科研、法律和政治等範疇中後撤。因此，一路以來，大公意識與精神淡薄，既沒法扭轉宗派不斷衍生的情況，更將個人從世俗的生活世界中搶奪過來，遷入一個私人的屬靈領域，無怪乎現時參與政治關懷的教牧，個人色彩甚濃。文末的一段文字，值得我們一再思考：「在福音大公的屬靈基礎之上，教會應將她的前線重置於持不同政治信念的群體中間，特別是敢於挑戰禁忌、踏足本土身分政治的年輕一代的處境中，使這世代在無情的政治角力中再次聽聞神公義與復和的福音。」(《迎向政治的呼召》，121頁)

　　董家驊牧師的最新著作《21世紀門徒現場：實踐神學新探索》，為我們提供實踐神學探索的四個步驟：描述當下、探索處境、神學反省及更新實踐。正與羅利‧葛林(Laurie Green)提出的做神學(doing theology spiral)十分接近，從經驗、探索、反思(直覺、檢視及新見證)、回應及新處境/經驗，思考牧養循環的整合。不同的是，董牧師從歷史與神學思想，整理出華人福音派的視野，三一上帝在當中的運行與當下意義，建造門徒。「我對實踐神學的理解就是作主門徒，是關於在教會群中察驗三一上帝在當下的行動，藉由參與在其中，心意更新而變化，在所處的時空中詮譯福音。」（6頁)

　　這樣看來，基督新教也是沒有「大台」，教牧要有自己的神學思想整合，與不同人交流，閱讀及參與不同講座，充實自己，結交一些前線人士，獲取資訊，分享經驗，按個人牧養處境，回應時代的挑戰。

結語

　　過去，教會囿於政教分離的迷思，如今經歷反修例運動的洗禮，教牧能否對政治關懷與牧養經驗，作出更新的思考？似乎仍待努力？！

　　但願，教牧面對當下香港處境，緊隨三一上帝的導引，心意更新而變化，牧養會眾踐行於信，在時代中作主門徒。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副總幹事

　　一年一度香港書展正進行中，個人預計人流將會減少。不少教牧與信徒正忙於應對當前社會突發事件，要有閒情逛書展可能感到困難。這些年，我去書展的意欲也不大。我寧願直接上書店或圖書館，特別是尖沙咀的「誠品」，有適當空間，甚至有座位讓你坐下慢慢閱覽書本。

　　教牧要推動信徒閱讀，就先要保持個人閱讀習慣。邱慕天於7月11日「面書」分享〈你需要讀程度高於自己的書〉，提供了六點讀書心得，可作為我們參考。

事實上，「休閒式」的閱讀並無法取代「自我精進」取向的閱讀。

對待頭腦，需要如對待肌肉一樣：要練得好，就要不斷「越級打怪」；

；能輕鬆舉起的重量只是娛樂，稱不上鍛鍊。

　　如果你想操練思考能力、增進學識和精神受挫力，並遠離跟酸民

和盲粉的一般見識，就要多透過閱讀與古今中外的思想巨人來往，

任何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我甚認同邱慕天所言，有時我們要選讀程度高於個人的書本。有些經典著作，年輕時翻閱不求甚解；待人生歷練多了，重新再讀，境界也不一樣了。教牧與信徒，有時要選一些難啃的書本來鍛鍊頭腦。身處香港亂世中，局勢分秒難測，「反修例風暴」往後發展如何，沒有人能預知答案。教牧與信徒既要進場參與，也要適時退場思考，保持頭腦清醒。

　　閱讀智者之言，就是帶著別人頭盔來參與社會運動，其中一位值得推介就是猶太拉比強納森薩克斯(Jonathan Sacks)。71歲的薩克斯(1948年出生)，可說是當今猶太教拉比中廣受歡迎，讚譽有加的表表者。這位首席拉比著作有25本，當中《毋以神為名》(Not in God’s Name: Confronting Religious Violence, 2015)，中譯本2019年面世。

信仰與暴力

　　這本書對宗教信徒來說，不啻是當頭棒喝，正因我們的真實是「滿口說愛，卻面目猙獰」。睿智的拉比智慧，透過舊約敘事，剖釋暴力與信仰之間「剪不斷、理還亂」關係。

　　「利他的邪惡」，就是宗教成為世俗權威的工具，「以慈愛之神的名義煽動仇恨，以憐憫之神的名義虐殺異己。」(26頁) 宗教的外套，「正好遮住赤裸裸的權力鬥爭。」(26頁)

　　薩克斯指出宗教「使命不是征服世界、引人歸主或強制統一信仰，而是成為世界的祝福。」(27頁) 倘若宗教只淪為政治所利用，這些信仰表達其實是「偶像崇拜」。「以神為名正當化對無辜者施暴，不但稱不上神聖，甚至根本是褻瀆。」(28頁)

　　作者澄清宗教本身不是暴力的主要來源，他更指出「二元論創造怪罪文化」(341頁)，我們總認為自己正確，錯在對方。「自由需要放下仇恨，因為仇恨是放棄自由」(343頁)，我們不要成為仇恨的奴隸，努力讓我們與下一代成為光明之源。

權力與暴力

　　「權力葬送舞弄它的人。」(305頁)

　　領袖的濫權必導致暴力。目前，林鄭的濫權，如不出來直接與民溝通、不化解警民之間衝突、不接受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任由衝突升級，就會使民怨更加沸騰。

　　薩克斯認為「爭執之所以會轉趨暴力，是因為其中一方想用權力解決宗教爭議。可是這無濟於事，因為信仰、真理和詮釋的終極問題不可能用武力解決。」(311頁) 他的論述同樣適用於當前場景，警察武力不能解決民眾對政府不信任的深層次矛盾。

　　「真理不能用武力強迫。」(311頁) 年輕一代對公義、民主、人權與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堅持，不會因為「逃犯修例」壽終正寢而中止。「整體社會越是重視一致，人類自由和不表同意的權利也就越小。政治的作用應是調解衝突，而非壓抑衝突。」(314頁) 當掌權者只計算個人利益得失，不迅速疏導民怨；壓抑行政手段只會加深仇恨。掌權者要認識「權力有其道德侷限，是國家該服事人民，而非人民要服事國家。」(324頁)

先知與權力

　　掌權者要拋棄權力，才能取信於民，有效施政。舊約先知的傳統，就是抗拒權力的誘惑，提醒掌權者要回到正途。「宗教的聲音並非出身安坐王位的人，而是屬於那些並不追求權力、也不畏於批判它的人，當權力開始腐化其持有者，欺壓那些敢反對它的人，便是宗教出聲的時刻。」(325頁)

　　教會群體要「傳遞適切時代、忠於真理的信息」《信念書1984》，動盪局勢中，教牧錯誤理解「政治中立」等同「避而不談」，只會使信徒感到「耶和華的言語稀少」(撒上三1)。問題不在於聖經，只在於宣講者未能把「神一切的旨意」(the whole counsel of God，徒廿27)向會眾全面而有系統地講解。教會順服真理下面，並非盲目順服；任何政治或宗教權力出現濫權，教牧與信徒必然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弗四15)，是其是，非其非。

暴力與復仇

　　「要獲得自由，就必須放下仇恨。」(327頁)「自由社會無法建立在仇恨之上。怨懟、憤怒、屈辱、委屈、受害意識，以及企圖以傷害先前傷害過你的人來恢復榮譽，都是深深缺乏自由的症狀。」(332頁)

　　不少教牧與信徒對神的認識，只停留於慈愛的層面，不敢講論上主的公義與復仇。「復仇者」(Avenger)與「報仇者」(Revenger)，前者非為個人私怨，乃是為著不義而要伸張正義，後者則是為了別人的不義而採取雙倍奉還的處理。

　　「希伯來聖經裡有個面向常被誤解，是關於神的復仇。〈詩篇〉裡經常祈求上主為己報仇，很多人覺得奇怪 : 這個宗教不是百般強調愛、寬恕和未來嗎 ?」(337頁) 薩克斯舉沃弗(Miroslav Volf)著作《擁抱神學》來說明，「相信神會報復惡行，免了人自行復仇的必要。」(338頁) 筆者認同作者論述 :「以人的力量報復只會帶來更多暴行，造成更慘不忍睹的不義。」(338頁)

　　回顧人類歷史首宗暴力事件，該隱殺害亞伯，正源自「以權力貫徹佔有，以佔有彰顯權力。」(348頁) 該隱代表的心態是「我所擁有的人的賦予我力量。」(349頁) 成功的領袖不自覺就會成為該隱的後裔，為了追求權力而以神之名來剝削與傷害別人。我們要省察認罪，因為香港人一向崇拜權力與成功；巴力與巴比倫才是我們內心的真實渴求。骨子裡，我們喜歡與崇拜該隱，不會以亞伯為榜樣。

　　惟有我們認識亞伯名字的真義，就是「主啊，我只是氣息，在我呼吸裡的是祢的氣息，不是我的。」(349頁) 當我能尊重上主創造之人，我才能榮耀上主之名 ! 讀者不難在此書找到真知灼見與哲理精句。

　　今天黃昏時段，我們一群教牧與基督徒自發在這處令人傷感的現場，為麥小姐舉行追悼會。

　　上周三（7月3日）上午，我如同往常一樣返工時，發現辦公室所在對面街，有不尋常現象，有藍白帶圍住一堆雜物。後來才知悉清晨時分，有一名女子從唐樓跳了下來。心想這段敏感日子，她的輕生是否與反修例運動有關？後有傳媒提及，死者好友表示在麥小姐房間發現她留下字句，分別寫上 :「不是民選的政府是不會回應訴求」與「甚麼也改變不了的無力感令人煎熬」。 　　無論亡者是因為追求公義，或因一時情緒困擾，或因何原因，選擇走上這條不歸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位生命都是上主看重的，生命有其神聖價值，因為人是按著上主形象受造。人是尊貴，有做人的尊嚴。我們大多數不認同麥小姐這樣做。早前陳健民教授有篇文章，他說：「這是一個麻木不仁的政府，年輕人不要再以死控訴；我們要以生去踐行公義，才能對得住逝去的抗爭者。」 　　今天我們悼念麥小姐，不是因為她的宗教信仰，我們不得知，也不是因為她的政治立場，只因她是一位真實的香港人，背負著承受不了的沉重，重量壓到她至終要離開。她是罪人，也是被罪者，我們都是一樣。這個政權，這個社會使很多對這個城市有理想，有情有義的，受到不成比例的傷害。 　　我們悼念這位不認識的麥小姐，但從她身上見到是無數追求公義仁愛的香港人，正承受著身體與心靈各樣痛苦。我們記念亡者，其實是與每一位有情有義的港人同在，一同悲嘆，一起申訴。

　　我選了詩篇十三篇，只有六節經文，是一篇個人申訴詩。

1 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嗎？你轉臉不顧我要到幾時呢？2 我心裏籌算，終日愁苦，要到幾時呢？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

3耶和華我的神啊，求你看顧我，應允我！求你使我眼目明亮，免得我沉睡至死；4 免得我的仇敵說「我勝了他」；免得我的敵人在我動搖的時候喜樂。

5 但我倚靠你的慈愛，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樂。6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厚厚地恩待我。

　　詩篇有42首是個人申訴詩(或稱為哀歌)，16首為集體申訴詩，這類申訴詩體裁佔詩篇三分之一。 　　這首詩，一開始表達受苦者的哀求申訴。頭兩節先後出現四次：「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你轉臉不顧我要到幾時呢？」，「我終日愁苦要到幾時呢？」，「我的仇敵壓制我要到幾時呢？」 　　放在現今場景，麥小姐心裡申訴 :「甚麼也改變不了的無力感令人煎熬。」林鄭政府沒有確實回應港人訴求，我們要等到幾時呢？有些人已經等不及，失去耐性，有些選擇自毀，有些選擇絕食，有些選擇用更激烈行動。 　　對基督徒來説，詩人祈求神使他眼目明亮，看到生命，看到出路。英譯本The Message這樣翻譯：Take a good look at me, GOD, my God; I want to look life in the eye, So no enemy can get the best of me or laugh when I fall on my face。「我的神啊，好好睇實我，我要在眼裡看到生命，當我跌低時，敵人無法打低我或取笑我。」(4) 　　我們相信神是看顧弱者的上主，祂看顧麥小姐，也看顧祂創造的兒女。真實情況是人會信心軟弱，面對強大敵人信心有時會動搖。示威者應該繼續抗爭？或鳴金收兵？各人有不同看法。 　　整篇詩的轉折在第五節：「但我倚靠你的慈愛，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樂。」詩人能夠從黑暗走出來，重見光明，只因他確實相信上主的慈愛，他不再沉溺在困苦深淵中，當他仰臉朝向神，他知道原來父神一直看顧他。有神學院教授分享 ：「正因為我們對明天會如何不知道，我們可以學習信靠、盼望、禱告。」有了新的認知，詩人就能向耶和華歌唱，因為神一直豐厚地恩待他。(6)

　　歷世歷代有無數人已經為著公義，為著真理，為著信仰走入死亡，留下的故事，成為後人的記憶。非洲詩人阿契貝 (Chinua Achebe)這樣表達：「沒有比記念死人是更好向活人交談的事 !」

　　今天我們在此悼念麥小姐，我們對她的故事所知甚少，我們只知她以死亡控訴政府的不義，我們為此感到惋惜難過，我們更要有尊嚴地活下去，耐心等待，等待公義的來臨！我們悼念她死，要學習在絕望中，一起申訴，共同信靠，我們要活得更有價值 !

(筆者於2019年7月11日麥小姐追悼會分享。)

引言

　　今年7月1日是難忘而漫長的一日。遊行了數趟後，加上主日晚有婚宴，便在這酷熱天氣陪伴師母北上遊玩公園與商場。晚上八時多回港後，便收到四面八方傳來的信息，知悉情況惡化，有示威者正衝擊立法會大樓。

　　接著時間，正如不少港人一樣，一直觀看現場直播事態進展。我於十一時「臉書」分享 : 「心痛，不想見的出現了。有教牧要求我等譴責，我只能譴責不義政權造成如此局面。有教牧想教牧關懷團派人勸示威者離開立法會，但議員，社工等勸阻已不聽，我們確實做不到甚麼。當這些示威者不畏死，不畏被捕，表明退無可退。我會諒解而不認同有關行動。我不會定他們的罪，也不會割蓆。我只能在電視旁守望祈禱，求主減少傷亡，能和平結束。」

　　一邊觀看，一邊禱告；到了近凌晨時段，收到消息，又看到電視畫面，見示威者於場外自行撤離，又見立法會內示威者又離開了(翌日才知悉事件真相)，終於放下心裡擔憂，避過了警方清場會引發的流血衝突。到了凌晨二時左右，可以安心入睡了。

　　自6月9日「反修例運動」連串事件以來，我們要理解整場運動已不在於「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特首林鄭成功地打開了「潘朶拉的盒子」(Pandora’s Box)，把長期積聚的怨怒一下子破洞而出，激發了年輕世代怒不可遏，甚至「以死相搏」 ! 有學者形容這趟事件為「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也有論者嘗試以「青年震盪」(Youthquake) 來理解。

　　身處風暴當中，暴潮尚未退水，於我等長輩(我已年過六十)，當宣稱要牧養不同世代信徒時，我們需要求主賜予更大的謙卑、智慧、忍耐與勇氣，方能與會眾同行，得著信徒的信任與尊重。筆者於「612後牧養」交流分享會，講論三個基本原則：虛心聆聽、溝通信任與適度關懷，在此供各位同工參考。

1. 虛心聆聽

　　「未曾聽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箴十八13) 可惜是掌權者仍高高在上，自視過高，拒絕聆聽，結果是自招羞辱。林鄭於七一酒會時宣稱要改變施政風格，會見更多不同背景人士，包括年輕人，聆聽他們心聲。然而掌權者講一套，卻另做一套，當日發生衝突時拒絕與民主派議員與示威者等見面溝通。

　　「人的禮物，為他開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先訴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鄰舍來到，就察出實情。」(箴十八16-17) 智者智慧教導我們要多方聆聽，避免先入為主。我得承認人總有「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選擇性閱覽支持自己想法或立場的資訊，拒絕接收相反立場的資訊。作為教牧，我們面對不同世代不同立場的會眾，學習虛心聆聽，就是放下「我對你錯」的二元心態。

　　作為資深教牧，也如同作了40年公僕的林鄭一樣，經過無數次歷練奮鬥而成功在位。我們自有一套論述與解說，於是我們把任何新生事件放置於舊有論述下面，自以為能成功地掌控實情。正如李怡坦誠分享 :「許多人都認為我對現在的年輕人比較了解。錯了。 ……我低估了年輕人的智、能、仁、勇。」(〈歷史記住這一天〉，2019年7月3日)

　　教牧要放下身段，虛心聆聽那些參與抗爭運動年輕人的心聲，而非隔岸觀火，指指點點。我去過現場不少次，也曾通宵過夜。我嘗試聆聽與理解這些年輕人，但我得承認我對他/她們是「這麼近那麼遠」。倘若教牧不在現場，也可透過網媒、連登討論區等了解更多示威者的絕望與忿怒。

　　同樣，教牧也要聆聽成年父母及長者的聲音，有些是憂心子女兒孫的安危，這些感受是真實的。當我於611至612留守於金鐘，兵荒馬亂又網絡不通情況下，師母也掛心憂心我的人身安全。有些懼怕重演六四場事件，有些懼怕秋後算帳，教牧要學習敞開心胸，聆聽不同人等意見。

　　當堂會首先成為一個讓不同世代可以彼此聆聽的場景，所有人皆感受被真正聆聽，而非「坐下接受訓話」。心理學家David Augsburger分享 :「被聆聽與被愛是這樣接近，對一般人來說，兩者根本不能區分。」教牧指正教導信徒之前，要讓信徒感受你真的在聆聽。

2. 溝通信任

　　「口善應對，自覺喜樂；話合其時，何等美好。」(箴十五23) 整場運動暴露了特區管治的結構失敗，就是沒有與市民有效溝通的渠道。原來整個社會文化，基本是以權力與名利來維持，教育界、社福界、宗教界等也重複同樣「權力遊戲」，於是有權力的領袖菁英，無論是哪個界別，要得著政權信任，就會失掉年輕世代信任。

　　當特首林鄭於記者會上承認非個人能力問題，乃是信心問題，她這方面理解是正確的。這位「好打得」的特首不智地打開沸騰的壓力煲，結果年輕一代累積的怒氣一發不可收拾。威權政治是「立場行先」，以權以法從上至下主導一切，這種「權力溝通」模式，正反映於行政會議與立法會議。在用人唯親，權力圈子內盡是同聲同氣、唯唯諾諾之輩，不能兼容異見，這種溝通模式必然失效。

　　有溝通，才能建立信任，有了信任關係，才有加深溝通。當政府、民間團體與堂會等，長期只有「立場既定」然後請你溝通的聚會安排，自然溝不了通。政府與教會領袖，需要修補「失掉信任」的困局，就要放下「自以為是」的心態，樂意真誠與年輕世代平等對話，才能透過溝通重建信任。

　　楊牧谷引導我們 :「第一，讓人正視他們過去的經歷，說出他們的傷害與恐懼；教會若能與人分享自己受傷和得醫治的經驗，這種對話就能產生正面的果效。」(《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546頁，1987年版) 當堂會不同人等，不帶著價值判斷，各人能真實分享因著這趟風暴而有的感受，這便是「用愛心說誠實話」(弗四15，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開展溝通與信任。

　　我也是「和理非非」的教牧，不贊同示威者於七一晚的暴力衝擊立法會行為。但我明白暴力的根源在於拒絕聆聽民意的政權。政府一直拖延不回應示威者，只會使暴力行為不斷升級。正如羅秉祥教授於「臉書」分享 :「真實世界至少還有：『錯而可諒解』。」

　　「恐怖行動絕不是達成合理目標的正當手段，因為它達成不了目標，也讓問題永無了結之日。」(《毋以神為名》，362頁) 猶太拉比薩克斯(Jonathan Sacks)所指恐怖行動包括暴力抗爭，「行動中受害的不只有死者和傷者，更有自由社會賴以為基的核心價值 : 信任、安全、公民自由、寬容、願意敞開國門接納尋求庇護者，以及公共場合的平和與安全。」(362頁)

　　教牧本著真理指出暴力行動是「錯」，並非指責與割蓆。我們知道問題核心出於〈制度淪陷才是暴力根源〉(呂秉權，2019年7月3日)。我諒解這些年輕人作出了暴力破壞公物，但不認同與鼓勵這些行動變本加厲，不斷升級。

　　「非暴力溝通」正是我們要學習，避免標籤任何人或群體(如警察是黑警，示威者為暴徒等)，也不要求信徒一致行動(你不參加遊行就是藍絲，你不譴責就是黃絲)，不輕易論斷或道德審判不同意見者。我們聚集在一起，非因政治立場、或共同興趣，乃是基督十架救恩使我們不分性別、世代、背景與地位，一起敬拜，彼此相愛。政見不同只是共同恩典下很少的一片。

3. 適度關懷

　　當前管治危機必影響所有本港市民，年輕世代與所有港人皆受不同程度影響。教牧也是人，需要承認沒有答案，也沒有任何解救方案。

　　教牧要接納本身與他人的「脆弱」，就是面對冒險和不確定時，產生的深刻恐懼和不安全感。當我們因為害怕脆弱、害怕丟臉、害怕失敗而退縮，我們就不能與信徒同在同行。「脆弱」並非軟弱，當我們願意在生命每個當下直視脆弱，同時也撬開了自信、喜樂、創造力與一切可能性。正如布芮尼(Brene Brown)分享 :「脆弱的定義是 : 一種不確定、沒把握、又冒險的感覺，同時也是一種情緒衝擊。」(《脆弱的力量》，57 頁)

　　教牧愛信徒，就要承受攻擊或傷害，脆弱使我們無所遁形。有些教牧嘗試保持政治中立，避談現今發生的事情。教牧越是逃避，只會使會眾感到「離地」而失望。教牧不是政治評論員，會眾也非期望你講道要大談政治事件，但教牧不能迴避問題。我於兩間固定堂會講道，均已編排了經文與主題。我會嘗試解釋與應用經文時，加上近期事件作為例子來說明。

　　另一教牧可做的關懷，就是「牧禱」或「公禱」，把近期「反修例運動」引至七一事件，作為堂會信徒共同關注與代禱的事項。倘若有堂會認為不能為這些事件代禱，因為我們要「政教分離」，我也無話可說了 ! 我只有為這些堂會的牧者與信徒感到悲哀，因為他們沒有好好遵守聖經的教導(提前二1-2) !

　　教牧要關懷適度，就是承認本身脆弱與限制。面對風暴，事件瞬息萬變，教牧不能緊追事件，有時要適可而止。我需要節制，意味有時與事件保持適當距離，我要進場參與，也要離場休息與思考，才能長期作戰。當你身心靈負荷不來時，選擇退場不是懦弱，乃是要保存實力打持久戰。

結語

　　「我要真誠，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潔淨，因為有人關心；我要剛強，人間痛苦才能當；我要膽壯，奮鬥才能得勝，我要膽壯，奮鬥才能得勝。」《青年向上歌》

　　6月的「反修例運動」(泛指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聯署、遊行、集會等)，展示了網絡年代公民參與社會運動的新里程。是次運動，不論成敗，教會中人可透過直接參與及感受、間接觀察與判斷，從而整理思考，成為推動神國運動的資源。

1. 同在(with-ness)就是見證(witness)

　　2002年「教新」主辦首屆教會領導研討會，特邀史域(Leonard Sweet)主講，其中印象深刻，「同在」(with-ness) 就是「見證」(witness)。這思想一直影響我的服侍。我要選擇進場，與民同在；非離場指點，只作評論。

　　整場「反修例運動」見證「教會在場」，不同宗派、神學院與機構等紛紛發表公開聲明，表達對有關修例的憂慮與關注。「教牧關懷團」與「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於6月10至12日政總門外有「免於被擄的恐懼、同為這城求平安」四場公開祈禱會。

　　6月11晚散會前一首詩歌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意外地竟成為集會人士不斷詠唱的聖詩。上主的作為，永遠超越人的限制與計劃。接著日子，這首詩歌成為了我們教牧、信徒與集會人士重覆和應的「金曲」。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成為了「教會在場」的最佳寫照。

　　6月16晚，我通宵留守於立法會示威區內，當晚至翌日我負責帶領兩次祈禱時段(1130pm及0330am)。其中一節有天主教香港教區輔理主教夏志誠分享，他說 : 「羊在哪裏，牧者就要在哪裏！牧者不單止要在羊群中間，更要帶領他們，亦要在互相互動之中，去認識自己的身分，亦要體察羊群所面對的困難和痛苦。」

　　有評論認為 :「基督徒和牧者為今次運動展示的道德勇氣和抗爭恆心，相信是繼和平佔中後，民間非暴力抗爭的重要支柱。」(黎恩灝，〈橡膠子彈與Hallelujah的鬥爭〉，《明報》，2019年6月25日。)

　　對比2014年雨傘運動時，數十位教牧與神父嘗試進場調解示威者計劃行動升級，衝擊特首辦。那趟事件，我在現場感受是我們受到示威者的譏諷與排斥，拒絕我們的善意。那次經歷，確使我們有些教牧感到失望與挫敗。然而，筆者經歷數次大型集會後，特別是6月12日，更深感受是集會人士鼓勵與肯定教牧及信徒在場的唱詩祈禱，給予在場人士心靈的安慰，化戾氣為祥和。

(6.16晚立法會外)

2. 流轉如水 Be Water

　　有些外國媒體形容整場「反修例運動」為「無領袖自發社運新模式」(《洛杉磯時報》，2019年6月14日。)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這樣論述 : 「去中心化運動的一大好處，是容許不同參與者可以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參與到運動之中，遊行大可繼續搞，父母可以用父母的身分集會，基督徒可以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有興趣的非基督徒朋友也可以一齊唱，認為要升級的就想辦法做，用今次運動中出現的語言說，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連結、流動、Be water、反修例運動形態和「無大台」的可能〉，《明報》，2019年6月23日。)

　　「沒有中心領導有一個好處，就是政權要打壓也無從着手，運動的流動性強，形態隨時變化，增加了政權應對的難度。」 〈連結、流動、Be water、反修例運動形態和「無大台」的可能〉

　　回顧教會歷史，「神國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群基督門徒被聖靈充滿，自發地隨走隨傳，把福音傳揚到不同地區。直到教會「君士坦丁化」後，教會才成為建制部分，於是有組織的體制扮演「代理人」角色，健康時發揮「神國運動」的助力，體制與領袖不健康時，則成為福音使命的阻力。

　　《海星與蜘蛛-分權組織的新策略與優勢》論述有關企業組織的智慧，正是香港教會領袖要認真思考的。蜘蛛與海星，外觀相似，但對付方式截然不同；砍下蜘蛛的頭，蜘蛛就死了；但如果把海星切成兩半，就會有兩隻海星。當大多堂會成為「蜘蛛型」組織，體積愈大，就愈容易對付，只要領導層出現敗象，組織失掉彈性應對外在環境，它的「大到遲早倒」是不能逆轉的。

　　相反，「海星型」組織，其反應迅速的分權特性，於社交媒體的年代中，正如「連登」(LIHKG討論區)展示的「去中央組織化」，各個成員或群體自主自發地互通資訊，彼此協調與支援，靈活走位，一同抗爭。

　　是時候，我們要檢視過度科層化組織，思考如何「分權化」，從而釋放信徒更大的動力。當堂會決策常常要由上至下，一定要有大台要有中央指令時，我們極可能育成的是倚賴強、順服強的信眾 ? 倘若我們以基督為首、順著聖靈，基督徒能自主自發地履行國度使命，將會為神國帶來一幅怎樣的景觀 ?

3. 守護真理與公義

　　整個「反修例運動」，與「佔中/雨傘運動」截然不同，在於後者是爭取較理想的政制方案，教會領袖難有共識，而前者則是維護港人一直享有的人權、自由與法治。當港人原本享有的公正司法審訊被剝奪，要送往司法不公的內地受審，這便觸發港人的「恐共」情緒。再加上部分政府官員與建制派議員不斷以謊言掩飾實情，這些極不一致的言行自然失信於民。

　　「守護真理、拒絕謊言」是教牧的共識，我們要「說出真理」(speaking the truth) 與「活出真理」(living the truth)，才能踐信福音的真確。

　　6月12日立法會停車場外(添美道)，我們一群教牧與信徒第一身見證現場景況。我走得較遲，也近距離中了催涙彈，當時雙眼刺痛，全身發軟，喉嚨發乾。我只能向著海富中心方向逃跑。警民衝突事件發生後，當晚政府定性事件為「暴動」，我們一群教牧不能接受，因與我們現場所見所聞相反，我們於6月13日召開記者招待會，有7位教牧親身分享現場故事，譴責政府以暴力鎮壓和平示威者。

(6.13記者招待會)

　　當教牧與信徒不為本身利益，肯挺身而出，維護港人核心價值，我們守護真理與公義的行動，就會得著大多市民的認同。教會成為教會，就要守護真理與公義，不容政權以任何藉口剝奪與侵犯我們作為公民享有的人權與自由。

　　教會往後要思考怎樣教導信徒於價值顛倒社會內作有誠信正直的人、在謊話連篇世代有智有勇地說出真話、在權術弄人職場中持守信望愛。教會能塑造價值，傳承文化、倡導美善、守護人權、締造和平、引導對話、促進復和。惟有教會選擇站在弱者一方，不畏權勢，與民同行，堅守真理，我們所作的一切，歷史會留下見證與判斷 !

結論

　　身處動亂年代，教會領袖於整個「反修例運動」，不能簡單地定論為政治事件，不關教會事。當教會領袖不能從「佔中/雨傘運動」或性騷擾事件等，汲取經驗與思考，我們就會原地踏步，下次事件直撲過來時，我們仍不思其解，不會應對，重蹈覆轍 !

(文章將刊於《使命與領導》第64期，2019年7-8月。)

　　「締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五9，和修)

　　潘霍華在《追隨基督》對這節經文有很好的教導，「祂的國度是和平的國度，祂的羊群也以平安彼此問候。祂的門徒寧願自己忍受痛苦以保守和平，而不欲別人吃苦。…… 使人和睦是在十架之上完成的。現在他們既然參加了基督的復和工作，所以就被稱為上帝的兒子，就像祂是上帝的兒子一樣。」(89頁)

　　一首《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耶穌真的來了？！這段日子腦海裡仍不停loop著《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這首歌就是我們在政總一帶所唱的一首詩歌。

　　猶記得，6月9日當天我們一群牧者在遊行隊伍當中，一路上帶領著唱不同的詩歌：《靠著耶穌得勝》、《十字架》及《We Shall Over Come》等，我們在天氣酷熱的遊行路上漸感疲倦，唱到累了便停下來，等一會再唱。

　　群眾在和平遊行中彼此打氣，我和一些牧者大概七點多到了金鐘海富中心，我們被塞在行人路上，看見警方不知何故不許群眾前進，當人們看到有更多警察到場甚至有防暴裝束出現時，情緒躁動不安，氣氛一度緊張。由於我們不能到達添馬艦草地祈禱會，便通知了他們情況，所以祈禱會也結束了，盡快疏散，以策安全。

　　然而，後來我們看到政府對超過一百萬人遊行的漠視，一意孤行，市民勢必再度上街。因此，一群教牧繼續安排原定由6月10至12日的〈免於被擄的恐懼，同為這城求平安〉公禱會，6月10日晚祈禱會時段雨勢很大，出席人數有近四百人，6月11日竟有超過一千人，當晚還有同工留守現場，通宵達旦不停頌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有五小時之久，為的是想為現場的不安和緊張氣氛帶來和平。

　　6月12日早上，我於六時多到達地鐵，在人群中很多青年人，塞滿整個車廂，我只好穿插其中，趕快前往在政總東翼的早晨祈禱會，現場有過千人，我看到不少相熟的牧者及信徒擠在中信大廈天橋當中。

　　祈禱會接近尾聲的時候，在龍和道及海富中心一帶不時傳來陣陣呼喊聲，有同工告知群眾已開始佔領馬路。祈禱會趕快完結後，為了繼續緩和現場群眾的情緒，我們不時唱詩但偶爾停下來休息，再過不久，氣氛又緊張了，人群中有人唱起「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就是這樣不停唱下去，還有二部輪唱，當警方以擴音器大聲警告威嚇時，歌聲則越大。

　　中午時份，我於政總現場所見學生是和平靜坐，守望相助，他們還向我們遞水和食物，讓我們補充能量。到了下午3:15pm左右，因警察進逼中信大廈天橋的青少年，令人群氣氛異常緊張與驚慌，群情洶湧，一些教牧守住第一線，一些則勸籲人群及信徒離去。

　　大概下午3:30pm，我和一些教牧中了催淚氣，眼睛感到腫脹，口乾不適，我除下眼鏡抹眼，走不到十步差點倒下來，幸有學生及時上前幫我清洗眼睛，叫我飲水，我才能再看路撤離，到教會繼續祈禱守望。

　　6月13日早上，我們一群牧者知道警方竟然定性612和平集會是一場暴動，還以慈母論責怪青少年，我們決定下午召開「譴責暴力鎮壓」記者會，我們不少牧者都為這群青少年，被過份暴力鎮壓激動得哭了，尤其是分享的幾位牧者，我們堅持說出所見。

　　我加入教新三年半以來，胡志偉牧師在我心中是鐵漢，有淚不輕掉，第一次看到他分享時如此落淚激動！感謝蔡揚眉牧師其中引用箴言六章16-19節(和修本)：「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就是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殺害無辜的手、圖謀惡計的心、飛奔行惡的腳、吐謊言的假見證、並在弟兄間散播紛爭的人。」這是提醒當權者，也叫我們一同儆醒！

　　6月14日下午我回覆了一個電郵的提問，是怪責我們講大話，「口口聲聲話青年人無郁手，見到新聞片段有人攞住磚頭擲向警方」。我作了以下的回應：

　　「我們大多牧者主要在政總東翼前聚集，至於我也一直在那裡，當然我知亦有一些牧者在其他地方，所以我主要分享在那個場地所見，當時確實是和平及由警方主動進攻後撤退，誘使氣氛緊張，群眾湧向前，跟住放催淚彈，而學生確是和平撤離中，沒有使用暴力。我們承認不能看見全部，但只想說出我們所見。至於你傳來的片段中的暴力，我們會再作了解，我們由始至終都勸籲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我們不斷唱詩平和氣氛。謝謝你。」

　　6月16日那天，我渡過了一個不一樣的父親節，二百萬人上街。《逃犯條例》的修訂不只是青少年走出來，父親及母親也被呼喚了出來，不，把沉默大多數的香港人叫了上街！我們的良心在呼喚，守護真理，拒絶謊言。

　　在6月16日那天，有不同地點的祈禱會舉行，我與家人參與公理堂的祈禱會後，進入SOGO一帶前行，大概是2:45pm，發現人潮不斷湧進，前行困難，後來我們趕快到時代廣場波斯富街鵝頸橋插隊，看著人潮不斷，心中已估計人數比6月9日多！

　　到了晚上，由幾個團體安排的馬拉松式祈禱會於「煲底」(立法會門外)進行，大家同樣是高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由牧者輪流帶領唱詩與禱告，場面確實感動。

　　我大概九時重返，不久，有人聽到近入口處有數人大聲責罵警員，令在場氣氛緊張起來，我們數名教牧連忙上前站在他們之間，高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接著有不同牧者及有夏志誠神父等加入，唱了近半小時，袁天佑牧師看到情況不能如此下去，準備與夏神父上前安撫，這時恰巧有另一位男子走近，對著該叫罵的男子温柔地說話，希望給他一個擁抱，為他禱告；在他們互相擁抱及禱告後，袁牧師和夏神父再走向前按手禱告，氣氛立即出現了微妙的轉化，在場人士大力鼓掌起來，就此化解了一場「對峙」，人群返回聚會點，再次頌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大家更加起勁了。

　　大概到了零晨時分，有牧者回來匯報，告訴在近行政長官辦公室外面路段一帶，人群大聲以粗口對裡面的警員叫罵不停，我們隨即組成十人前往，希望在較近地方頌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來緩和氣氛，唱了很久，有弟兄姊妹陸續加入，但大家確實疲倦，不知如何下去。

　　正在此刻，在不到50米外，突然有近十名人士毆打一名示威者，因懷疑他是便衣警員，我和數名教牧在千鈞一髮之際，立刻上前了解及勸阻，也表明是教牧同工，想不到群眾很快平靜了下來，我們把那身懷著刀的男子帶離現場，再加以了解情況，同時有人勸阻其他人士的湧進，一位情緒激動的青年人堅持追究不願離去，幸有一位師母隨即上前關心及輔導他，青年人軟化下來，情況受到控制。

　　夜已深，我們都累了，人群漸散，一些教牧離去，一些通宵留守，直到天亮。歸途中，祈求神使用屬祂的子民，成為和平之子(Peacemaker)！

　　這段日子，《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成為不少香港人耳熟能詳之歌。基督教教牧聯署籌委會及教牧關懷團等不同牧者，在前線所見所聞的經歷，確實叫我們要學習謙卑，多關心年青人的想法和靈性需要；特別是6月12日那天，有不少教牧與信徒參與，我們看到很多人的心靈受創，現場及祈禱會所見，確實有不少人在禱告中落淚。

　　在整個「反送中」的過程至目前，很多人感到疲憊。我在參與遊行及協助推動禱告守望，同時感到周遭環境的撕裂帶來的衝擊，內心時有問自己：我是誰？我代表誰？我在那些方面要留意？我的角色是什麼？

　　收筆之際，翻看潘霍華所寫的〈我是誰？〉，「我是誰？人拿這些憂鬱的問題嘲弄我，上帝啊，無論我是誰，你知道我屬於你！」（《獄中書簡》，247頁）

　　事件發展至今，人們再次關注有關「暴力」的信仰及神學反思，這是很實在的需要，張慧玲老師的〈以賽亞書五十六至六十六章的暴力與和平〉一文，值得我們細讀。「祂的暴力審判連於其對子民行善與和平的要求，祂卻不抬舉邪惡的暴力，乃要重建和平，帶來終極的新天新地。上主的審判是公義的，能醫治傷心的，釋放被擄的，更新、重塑祂的子民。」(《當暴力世界遇上和平福音》，133 – 134頁)

　　是的，在這時代中，我們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圓，沒有立場。然而我們屬於上主，是天國的子民，因著學效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在這動盪不安的世代，願意學習真誠與謙卑，不斷被陶造，成為締造和平的使者。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副總幹事

　　1933年4月7日德國第三帝國通過《雅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其實是有關公務員服務修訂案，美其名為重建公職體系。條款修訂為要補塞漏洞，保持公務員的優貿服務，禁止任何有猶太血統的德國公民可以合資格投考做公職。這條修正案當時沒有引起社會太熱烈討論下就通過了。

　　不久，執政的納粹黨於4月25日將有關條款擴大至「教育條例」，即任何猶太血統，或非純正雅利安血統人士，不能入讀於公立學校。到6月30日，條款更引伸至婚姻法，只要你的配偶具有猶太血統，你就會失去政府公務飯碗。

　　接著，猶太血統的德國公民被排除在公共醫療系統之外，他們不能作新聞工作者，不能參與文化表演，不能做農務，猶太裔國民被整個社會排擠。《雅利安條款》修訂導致了日後猶太人被大量屠殺的法治起始點。

　　86年後今日，《逃犯條例》修訂，如同《雅利安條款》一樣，一旦通過，就會成為執政者的侵權工具，以惡法限制港人的自由。做生意，憂慮隨時會被人誣陷。網上發表言論的，被人指控為發布虛假消息的，可以被判坐七年監，這是內地最新公布的刑期。

　　1933年德國有一位年輕牧師名叫潘霍華，他知悉通過惡法後，所有有猶太血統的牧師要被迫離職，因為德國教會牧職屬於公務系統。他當時寫了一篇文章：〈教會與猶太人問題〉，提出教會要有所行動。面對《雅利安條款》，潘霍華列出三個應對行動，可以作為我們基督徒群體行動的參考。

　　潘霍華一開始表示，教會基本上對政府善盡職責沒有反對的理由，教會沒有權力直接針對政府特定的政治運作表示意見。

1. 質疑政府

　　教會質問政府，乃是幫助政府重回正軌，履行其正當作為，從而帶來法治與秩序，否則就為整個社會帶來違法與失序。最近，兩個律師公會、專業團體、立法會議員、各界人士，包括教會等不斷提出質疑。

　　潘霍華認為，倘若政府制訂法律過於嚴苛，政府就會過度伸張其權力，剝奪了基督教信仰的各種權力，這是荒誕的情況。教會之所以反對政府侵權行為，原因在於教會比較了解政府以及其作為的限度。任何危害基督教傳福音的政府，或不斷侵犯人權與自由的政府，乃是自取滅亡。

　　以古鑑今，我們質疑政府匆忙立法，不理會民意，不尊重法律界意見，強行拆除中港兩地的防火牆，使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我們合理的質疑，乃勸導政府能按上主心意做回本分，所有立法會議員也是做回本分，非聽命於中央權勢，乃是按良知投票。

2. 協助受害者

　　教會第二項責任，就是協助被政府作為所傷害人士，教會對所有階層的受害人都擔起無條件的義務，即使他們不是基督徒。

　　現今教會發聲，不是因為教會內有很多犯罪的逃犯。我們承認在公義上主面前是罪人，我們常常認罪悔改。我們看重的罪高於人世間法律所定義的罪。當我看到應該幫助有需要人士，不肯主動幫助，按照聖經標準，這是「疏忽之罪」。

　　聖經律法高於人間法律。「他若不是出於預謀，而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設立一個地方，讓他可以逃到那裡。人若蓄意用詭計殺了他的鄰舍，就是逃到我的壇那裡，也當把他捉去處死。」(出廿一13-14)

　　摩西五經提及上主要求設立逃城，當時司法體系不完善情況，逃城設立使誤殺者於逃城得到庇護，不是所有逃犯宣稱誤殺就可以做政治難民，乃有眾長老審查核實，方能住在他們中間（書20:1-6)。誤殺者要住在逃城，不可離開，直到大祭司死後，才能恢復人身自由，返回原居地。

　　聖經律法情理義兼顧。政府官員聲稱為台灣殺人犯申張公義，但台灣政府已表明不接受有關修訂條款。政府官員不斷以謊言欺騙我們，中央官員已表明任何港人或外國人，只要危害國家安全，就有機會被引渡回內地。中國沒有司法獨立，法庭乃為政府服務，這正是港人的恐懼。我們還可以接受港人港審，「送中」肯定是我們心裡難以接受的政治現實 ! 今天很多港人上街遊行，就是不信任這個常常違反承諾的中央政府。

3. 阻止惡法

　　第三個行動，教會不只是要為被壓在輪下受害者裹傷，更要阻止失控車輛繼續前進。教會在非常時期採取行動，直接對抗政府以阻止其行惡。當有宗派或團體可能程序上出了小問題，筆者表示諒解，重要是在大是大非課題上，有明確的道德勇氣。

　　基督徒如同香港人一樣，要守護真理、守護人權，拒絕謊言，拒絕惡法，反對政府以立法方式侵害我們原有的法律保障。

　　6月9日是聖靈降臨日，就讓我們眾兒女被聖靈充滿，一起說「預言」，預言就是真確言語，我們講真話，拒大話，一起行出真理，共同成就上主的公義與仁愛 !

(2019年6月9日「行在光明、拒絕黑暗」守護我城祈禱會，筆者分享之講稿。)

　　今時今日，作宗派或堂會領袖，確是一件不討好而艱難的服侍。筆者也曾坐過這些位置，明白這類付出心力與時間的義務，對不少教牧與信徒領袖，要面對來自會眾過高的要求與期望。身處於政見對立的社會，宗派與堂會領袖確實難以「事事表態、明確立場」。由於本身體制決策與議事程序有其限制，大多領袖未能即時回應突發事件；當信徒奢望教會領袖能有適切迅速回應，現實是宗派或堂會既有體制限制多於鼓勵在位者能有所作為。

　　正因如此，筆者謙遜建議教會領袖於社會課題，特別具爭議性的「有所不為」。「有所不為」指向自主與有意識地就群眾關注課題，刻意不作任何助長或限制的行動。筆者理解的「有所不為」，正與「有所作為」相反，並非負面的標籤，乃是因應時勢，有智有勇的辨識與行動。

對政權的「有所不為」

　　按《2014香港教會普查統計數據集》反映，香港教會對於「登報聯署聲明」(2014年佔27.4%，筆者理解多是就性倫理課題表達立場)，而上街抗議或遊行等參與，只有11.3% (筆者認為這與2014年「518維護家庭巡遊」有關)。

　　大多領袖理解教會的首要使命為福音使命，堂會應關注「屬靈」而非「屬世」事務。一般而言，宗派或堂會是樂意順服政權，與政府合作，不會故意與政權對著幹。當領袖認定「教會要成教會」，領袖為求明哲保身，不隨便就社會課題表達立場，這是合宜的做法。

　　筆者不敢說這種「有所不為」是唯一正確做法，只可說，在當前威權之下的形勢，不失為明哲保身的求存心態。當領袖認定教會毋須就政事表態，同樣指向這些教會領袖也不應宣稱支持「人大釋法」、支持「逃犯條例修訂」等。教會領袖的「有所不為」應前後一致，方為合宜；不然教會領袖的「忽然愛國」行動，只會帶來內部的非議與不滿。筆者奉勸教會領袖不要為了個人或組織的權力，歪曲真理，逢迎權勢，助紂為虐，成為共犯。

對會眾的「有所不為」

　　當教會領袖向政權「有所不為」，也應同樣地向會眾展示「有所不為」，方為合理合情合義做法。近期就「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關注，不少宗派與堂會有教牧與信徒等，透過社交媒體平台自發地組合，凝聚相同背景的教牧與信徒，表達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疑慮。此舉自然引起有些宗派與堂會領袖的強烈反應與澄清，認為此等「一群XXX人」的信徒有騎劫宗派的名義。

　　筆者理解基督新教自馬丁路德以來，本質不是「一統」，一向並存多個不同宗派。就以「信義宗」為例，本港有「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港澳信義會」、「基督教香港崇真會」、「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香港路德會」、「南亞路德會」等。再看浸信宗，同樣有「香港浸信會聯會」、「香港浸信宣道會聯會」、「萬國宣道浸信會」等。基督新教，按其傳統與體制，並非如天主教般一統，當有人宣稱是「信義人」(Lutherans)或「浸信會人」(Baptists)，不存在不適當使用宗派身分，因為這個教派身分猶如「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乃屬於大公信徒共有的。

　　Martha Ellen Stortz 剖析權力在教會的運用，可分為三個層面 :「由上主導的權力」(power above)、「由內生發的權力」(power within)與「由我共有的權力」(power with)。倘若宗派或堂會領袖只重「由上主導的權力」，領袖就會強調其法定的權力及地位，與一般信徒有所區別。這些「在位領袖」，行使宗派或堂會賦予的權責，合法地向公眾展示其「由上控制的權力」。權力從來是互動關係，當這些在位領袖，只知由上至下強制會眾，不體恤民情，很可能會失掉信徒的信任與支持。更甚者，當領袖有權用到盡時，便會出現濫權現象，難以收拾 !

　　任何宗派組織，無論教制如何，如聖公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等，聖職人員被賦予較大的權力，相對而言，長老制或會眾制宗派，信徒領袖同樣被授權。教制不同，權力分配有所不同。即或是主教制(或監督制)宗派，聖職人員的權力也非絕對。任何教制之內堂會，信徒也是共享權力，非「由上主導的權力」或「地位權力」(positional power)，乃是「由內生發的權力」(power within)與「由我共有的權力」(power with)。

　　每位跟隨基督的門徒，即或是少數人，自主自發地領受召命，踐行信仰，這種「內在力量」(power within)，又透過「聖徒相通」互相結連，一同共享權力(power with)。當有堂會宣稱只有「官方」發出的聲明才是合法的，無疑有其法理基礎，但「合法的權力」同樣要透過「合法機制」(程序公義)來進行，如透過召開特別大會或月會，經充份諮詢討論後，投票表達，才作出公開澄清。

　　當建制組織只以職位或名稱作為合法權力的指涉，忽略了網絡年代信徒能自發地由下至上，凝聚意見，集結力量，也是權力的持分者。權力從來是互動的，當建制以其權威「我們是政府」、「我們是教會」要求信徒順服，我們可以想像會有怎樣的回應。教會領袖明智做法是「不限制、不打壓」，承認同一宗派或堂會內，有會眾的不同政治訴求是正常不過的。維護宗派或堂會合一的首要，乃在於教義、聖禮與教制等，而其它事務如是否抽籤參與特首選委、是否支持或反對人大釋法等，教會領袖毋須要求會眾有一致立場。

　　當教會領袖向政權與會眾有前後一致的「有所不為」，教牧與信徒自然諒解教會領袖於政治爭議中的左右為難。然而，教會領袖向政權「有所不為」，卻向會眾「有所作為」(如召見問話、書面解釋、澄清交代等)，就帶來會眾的不滿與忿怒。筆者已見不少於原來宗派聚會的信徒，不情願地離開了堂會，只因他/她眼見教會領袖持守雙重標準，對政權與會眾「有所不為」與「有所作為」存在極大的落差。不少年輕世代看不過部分教會領袖常搬龍門，前後未能一致，因而失望地離開了堂會，成為「教難民」(church refugees) 。

結語

　　袁天佑牧師曾於Facebook分享 :「基督教新教重視『信徒皆祭司』的道理，信徒能發起一些合乎聖經教導的行動，關心社會，追求公義，一方面也可算是牧者教導有方，作牧者應深感安慰。另一方面，作牧者不需要常常走在前方。個人對牧養的看法是：牧者有時會走在前方作群羊的指導者，但更多時候是與群羊同行。所以有信徒自發聯署，我衷心支持，也加上聯署，與他們同行。」

　　宗派或堂會只求教義、聖禮與教制等合一，次要事情則容許教內中人自由表達。「代表」與「被代表」從來是偽命題，馬丁路德改革教會時，他代表哪方 ? 潘霍華質疑及反對《雅利安法案》(Aryan Paragraph) 時，是他個人立場，或代表何方 ?

(這是一篇寫於2017年的舊文，可惜教會當權者不看不聽，現因應「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爭論，重新修訂內容。)

「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

耶和華啊，我懼怕你的作為。

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在這些年間將它顯明出來；

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

(哈三：2)

　　近日翻閱余慧根牧師(根叔)30年前的一篇舊文〈給你… …〉(寫於1989年6月15日的《教新動態23》)，他分享當時六四發生後的情景及感受，令筆者回想起三十年前的一些片段。

　　猶記得，1989年5月20日當天早上天文台懸掛起八號風暴，恰巧我們社工系同學於長洲宿營中，大家整夜無眠，留心聽著電台及電視的報導，為北京學生憂心忡忡，為未能前往參與當晚的遊行而忐忑不安。

　　那段日子，同學們在憤怒與哀傷中，無法專心上課，還記得一位老師對我們說：「這大是大非的事情，不要呆在課室，去參與遊行吧！」之後，我和兩位同學加入了學生會的六四行動小組，協助策劃及呼籲同學們上街遊行。

　　我們帶著激情，由校園走到街上，看見從四方八面而來的遊行隊伍，擠滿整個城市，大街小巷紛紛傳來最新消息，已有近百萬人上街了！在烈日當空，我們隨著遊行隊伍，沿途不時唱歌，經過跑馬地、新華社及立法局等地方，喊叫到聲嘶力竭：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1989年6月4日那天，恰巧是主日，我們帶著極其悲傷的沉重心情返到教會，在崇拜中當我們一起唱著《為國祈禱歌》：

　　　　　「辛苦長途，常賜新力進前，

　　　　　　離開黑夜，導入化日光天；

　　　　　　神聖恩愛，永遠充滿民生 … … 」

　　會眾的歌聲中夾雜淚水與哭聲，大聲地禱告，求主審判這不義政權，賜福中華民族。至今，情景仍歷歷在目。崇拜後，由陳若愚牧師協助帶領參與信徒上街遊行，他教導我們遊行時不住的禱告，為這城祈求平安。

　　筆者當年信主不到十年，六四鎮壓後，內心感到一股很强烈的信仰無力感，感到自己的信仰根本沒法與所發生的事產生連接，彷彿進入了黑洞，內心常常問自己：「在這罪惡不義的現實中，我如何從基督教信仰作出理解與回應？」

　　之後，筆者與教會的團友們一起出席了好幾次由香港基督徒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愛民會)主辦的聯禱大會，我們得著不少激勵，不安心緒稍得釋放。然而，自己的內心仍不時叩問：「我的信仰在時代中的意義？」，「我為何仍要相信？」，「我相信些什麼？」

　　時光飛逝，三十年過去，筆者從社工到今天成為教牧，由從事社區發展服務轉到福音機構服侍基層；及後與堂會一起創建地區跨宗派教會網絡，推動社區轉化；在三年多前加入了「教新」的事奉團隊：「透過支援教牧、強化領導，達致教會更新、使命更新」；在事奉中不斷學習，過程中常要觀察和反思：「教會群體在時代處境中的角色與回應？」

　　筆者承認，時代變遷，自己的信仰生命仍在不斷掙扎中成長。可是，筆者所見，今天教會處於逆勢，在很多社會不公義的事情上，聲音微弱，反應遲緩；不少教會受困於「政教分離」的迷思，劃地自限；更有些教牧人員情願噤聲，也有面對牧會的壓力，回應乏力。

　　今年是六四的三十年，我的兩個孩子已經長大成年了，我和太太早前向他們發出了邀請：「來！我們一家共赴六四燭光晚會，一起悼念！」。堅信光明的一天，上主復興的作為，必會來臨！

　　執筆之際，香港人面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嚴峻局面，一國兩制明顯變形走樣，香港人在掙扎中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喜見近日不同團體中，有不少教牧與信徒起來發聲與行動。

　　剛連任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的羅慶才牧師在《會長的話》分享：「在香港，生活把我們「洗腦」，使我們只顧眼前，沒有將來。但作為門徒，我們知道是將來決定現在。當有一天，我們每個人都站在審判的主台前時，我們會呈交一盤怎樣的「賬」？我們是否把上帝的召命，埋在土裡，因為我們懼怕在實踐這召命時，遇到困難、挑戰、甚至失敗，不能「成功」地向主交賬？」這是很好的提醒。

　　主啊！求祢教我甚樣為自己及香港禱告，求祢更新我，復興我！祈求祢的旨意行在我們當中，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副總幹事

　　回顧六四三十年歷史，昔日香港教會對六四的判斷幾乎是一致的，然而時移勢易，部分教會領袖刻意淡忘，甚至視為禁忌，不容他人提及。

　　這些紀事讓我們不遺忘記憶，繼續傳承見證，深信將有一日公義來臨。

5月17日（三）

　　11個教會團體 (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時代論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等)發表〈致中國領導人的公開信〉，表示支持北京學運，要求政府對參與者不予追究。

5月18日（四）

香港基督徒學會、時代論壇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聯同381位教牧與信徒於《明報》發表聲明，支持北京學運，要求「承認是次學運乃愛國之運動，對參與及支持的學生及民眾，不予追究；並立刻開放報禁，以及積極落實政治體制改革，促進法治、人權，為中國建設美好的明天。」

5月20日（六）

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等14個教會團體，共34人，宣布成立「香港基督徒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愛民會」)，並開記者招待會。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於維園發起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在八號風球下進行，有4萬人參與，內中也有不少教牧與信徒。

5月21日（日）　

「愛民會」(由16個教會團體組成) 發出17萬分《致全港基督徒書》予七百多間堂會，申明 :「作為基督徒，我們相信，自由、人權，是上帝所賜予的，而民主是體現自由、人權的必要條件，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我們與中國大陸的人民是一體的，因此，必須具體承擔民族責任，參予促進中國的政制改革，打擊貪污舞弊，使中國步向更光明的前景。」

「愛民會」呼籲信徒以祈禱、遊行行動作支持，並準備響應全港行動如罷工與罷課等。另聖公會港澳教區於聖約翰座堂舉行祈禱會。

　　下午二時假安素堂與真理堂，舉行「為中國求平安」祈禱會，有三萬名信徒參與，有不少信徒不能入內，擠滿馬路；會後加入環市百萬人大遊行及跑馬地集會。

5月22日（一）

「愛民會」下午三時至七時於循道衛理香港堂舉行教牧祈禱會，近300名教牧參與；同日發出《緊急呼籲》，請全球各地教會為局勢發展代禱。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與中國宣道神學院於《明報》發表聲明，要求政府「不可武力鎮壓，並真誠與各階層人民共同協商，推動政治、法制和經濟改革。」聖公會鄺廣傑主教辭去基本法草委及諮委職位，呼籲政府以和平方式解決。

5月23日（二）

聖公會於《明報》發表聲明，要求政府不可動武、以和平方式解決及開放報禁。浸信會神學院一群教職員與學生於《明報》發表聲明，申明 :「我們相信北京學運是追求民主、人權的愛國運動，是合乎基督教信仰精神的。」

突破刊印〈號外〉，表明立場，支持學運，肯定民主、自由、法治與人權價值。

5月24日 (三)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於《明報》呼籲全港基督徒為國祈禱。21間堂會響應「愛民會」，舉行「為中國求平安」祈禱會。

中國神學研究院校友會也於《明報》刊登聲明。

5月25日（四）

　　晚上三百多位教牧於循道衛理香港堂祈禱後，再遊行至新華社遞交聲明。「愛民會」於《明報》發表六項聲明，其一申明 :「肯定基督徒應對國家民族有所承擔，確認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價值，並全力支持爭取上述目標的非暴力行動。」晚上十時起，於循道衛理香港堂，開展「基督徒馬拉松祈禱保中華」。

5月26日（五）

突破與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於下午六時維園合辦「中港青年一條心」全港青年大集會。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中學生月刊》出版〈號外〉，

　　晚上十時於安素堂開展「基督徒馬拉松祈禱保中華」。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牧師部於《信報》刊登〈致全體教友書〉聲明，提出四項祈求事項。

中華基督教會一群教牧同工於《明報》發表〈關於當前中國情勢的回應〉。

5月27日（六）

「愛民會」於《明報》發表〈悲憤填胸 - 支持國內同胞長期爭取民主〉，呼籲信徒「不要因著政治形勢惡化而放棄信念，必須繼續堅持基督徒對國家民族的承擔和參與，支持及投入我們今後的工作。」

5月28日（日）

「愛民會」下午於九龍仔公園舉行「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聯禱大會」，約一萬名教牧與信徒參與，會後遊行至新華社九龍塘分社遞交〈致中國領導人的公開信〉。另有部分基督徒參與「香港市民響應全球各地華人大遊行」。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部全體委員於《基督教週報》提出四項呼籲 : 肯定學運為愛國行動、不要採取武力鎮壓、取消戒嚴令和新聞封鎖、尋求和平解決。

6月2日（五）

滕近輝牧師於宣道會北角堂，舉行一連三晚特別培靈會。

6月4日 (日)

「愛民會」於《明報》發表〈譴責聲明〉，譴責當權者屠殺暴行。基督徒響應「支聯會」發起「黑色大靜坐」及遊行。

6月5日 (一)

「愛民會」聯同天主教，下午約一萬人於遮打花園集會出發，途經新華社宣讀悼詞，抵維園開哀悼會。會中有鄺廣傑主教分享，並由余達心牧師宣讀悼詞。

信義會信望堂於《明報》刊登〈民運為救國、主愛振中華〉，提出反對鎮壓、要求停止鎮壓、呼籲和平解決。16間浸信會於《明報》發表〈殘暴不仁〉，強烈譴責政府以暴力鎮壓群眾。

6月6日 (二)

「愛民會」於《明報》發表〈祈禱併發力量、悲憤化為行動〉，呼籲信徒響應「支聯會」發起之哀悼集會、和平民主遊行、罷工、罷課及罷市。

　　「愛民會」下午六時半至八時半於5間堂會 (宣道會北角堂、九龍城浸信會、中華宣道會大圍堂、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宣道會荃灣堂)舉行禁食祈禱會。

6月7日 (三)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於《明報》刊登〈敬悼北京死難同胞〉:「本會對於北京近日暴力鎮壓事件，導致嚴重傷亡，深切哀痛，並表關懷。基於上帝慈愛及同胞骨肉之情，謹此呼籲全港基督教會為北京死難同胞及家屬舉行祈禱聚會。期望早日平息災難，恢復秩序，建立自由、公義、和平的中國」。

香港浸信會聯會於《快報》刊登〈神愛生命、天賦人權、支持民主、擁護自由〉， 呼籲會眾參與12間浸信會舉行的「主佑中華」祈禱會。

北區教牧團契、神召神學院校友會、元朗全備福音團契、粉嶺神召會、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新界神召會、信義會頌主堂及信義會彩園堂於《文匯報》刊登〈悲憤填胸禱中華〉。

6月8日 (四)

港澳信義會董事及教牧同工於《明報》刊登〈嚴正聲明〉，表達堅決爭取公義、民主、自由、和平；譴責當權者屠殺無辜及反對新聞封鎖。

宣道會長洲堂一群信徒於《文匯報》刊登〈沉痛聲明〉，長洲浸信會、中國神學研究院校友會、葵涌浸信教會與山景邨浸信會福音堂等，分別於《明報》刊登不同聲明。

6月9日 (五)

　　「愛民會」於《明報》刊登聲明，一方面「為北京屠殺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化悲憤為力量」，取消6月11日政府大球場集會，並呼籲信徒「繼續以禱告支援」。

6月11日 (日)

聖公會港澳教區舉行悼念愛國死難同胞追思禮拜。

6月24日 (六)

「愛民會」假紅磡體育館舉行「愛國、民主、行動」全港基督徒大會，兩場聚會有17,000人參與。「愛民會」改名為「愛民運動」。

　　楊牧谷牧師評論 :「無論怎樣，基督教在這次浪潮也是投入的。在幾次大遊行中，基督徒同樣呼叫『打倒李鵬』、『自由萬歲』等口號，在自成一龐大隊伍中，如此不分宗派地走在一起，同為一目標，同感於一個精神的召喚，又如此全心全意地投入幾小時的激情活動，信徒是沒有經歷過的；我們都體會到一種同陣線的，合一的，可見的，及參與的喜樂與振奮；也許還是第一次感到與香港市民和中國廣大人民原來是這樣親密的；在價值取向，行動，及將來命運上，我們原來是這樣相連的。」(《學運、國運與華人教會》(1989年7月)，47-48頁)

(以上紀事以堂會、宗派、聯合組織與神學院等為主，個別人士或不以團體名義的，不包括在內。際此六四三十年，筆者整理積存資料，復參考《國難、民運、信仰反思》而成。)

　　無論作為教牧或傳道，我們蒙召要關顧人的生命，有道可傳，因人施教。筆者的事奉，有定期的主日講道，亦有不同關注課題的講座，也有時常進行的培訓。這些事工需要使我常處於學習的狀態，去除舊知，汲收新知，心思透過閱讀的啟發與滋潤，頭腦不至僵化封閉，能與時並進。筆者平常之閱讀習慣，可分為「有用之讀」與「無用之讀」。

「有用之讀」

　　這方面閱讀基本是「功能式」，知識的獲取只為了應付職事的需要，如機構於一年前開展「金齡信徒再上路」導師培訓課程，我於課程推行前閱讀不少於卅多本有關退休與老年的書本。曾野綾子、山下英子、加藤仁、古倫、侯士庭、奧利維等作者，就成為提供我洞見之良師。

　　筆者從不誇口個人為「專家」，我只是「雜家」或「知識整理者」，嘗試把前人今人累積的知識，加上個人的辨識，重新整理，再透過言說與書寫與受眾分享。

　　筆者於兩間宣道會堂會定期講道，這兩間堂會有良好傳統，就是編排經卷式與主題式講道。當我於4月14日崇拜負責宣講〈雅各書〉一章19至27節。除了閱讀不同版本聖經與注釋書外，我透過Google尋索相關資料。當我要舉例說明「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雅一27)，我就想起這周不同網媒刊登的〈敲鐘者言──朱耀明被告欄的陳辭〉，這篇講章肯定於香港教會歷史寫下重要一頁。

「無用之讀」

　　「無用之讀」，即魯迅所謂 :「隨便讀書」，非以功能心態來讀書。教牧的學養，乃是透過長期閱讀而來；閱讀已成為筆者生活習慣。每日透過電郵、Facebook與 WhatsApp等傳來大量資訊，我會把適用的，張貼於臉書上，公諸同好。

　　有些作者如李怡、林行止、劉進圖等文章，列為當日必讀。如要了解國情，我必留意程翔、劉銳紹、趙天恩、邢福增等。要對牧職有深度了解，司徒德、畢德生、凱勒等「隱身」師傅會成為幫助。提到職場牧養，史蒂文斯、楊錫鏘等，是不可或缺的引導；有關青少年牧養，卡拉鮑威爾與董家驊則是我追縱的作者。宣教差傳，萊特與紐畢真對我啟蒙不少。就政治社會課題，影響我至深是以祿(Jacques Ellul)，他教導我用辯證法思考問題，侯活士、馮煒文、楊牧谷等從不同角度擴展我的視野。文化層面，蘇恩佩、余達心、薛華等陪伴我成長。

　　無用之讀，有時不求甚解，隨著年歲增長，似懂非懂地把書本知識消化，有些忘掉腳注，已與個人思考渾為一體。

　　我承載的是甚麼，我就成為一位怎樣的牧者，期盼是人如其所讀之書 !

(文章刊登於《基督教週報》2855期，現在此刊登。)

「教牧關懷團」 2019年5月9日

　　今年二月，政府聲稱處理因應「台灣殺人案」，提出修訂相關引渡條例，致使身處香港的任何國籍人士，可被引渡往內地與其它地區接受法庭審訊。 　　我們作為基督徒，認同必須儘快處理「台灣殺人案」，以彰顯公義，及還受害者家人一個公道。然而，修例茲事體大，不應倉卒行事。社會各界，包括法律人士、新聞工作者、工商界等對此項修例提出不同意見，表示憂慮及質疑。

　　由於中港兩地法治存在極大差距，香港社會以及國際社會，紛紛表達《逃犯條例》修訂所帶來的種種憂慮。最近兩次遊行合共超過十四萬人次上街反對修例，國際社會如美國國會轄下諮詢組織等相繼表示對修例憂慮。這些憂慮包括：

　　損害一國兩制──有關《逃犯條例》涉及可移交逃犯的37項罪行，草案建議由行政長官個人簽發証明書啓動移交過程，涉嫌犯案港人被送往法治較香港更差的地區受審。已有學者與議員表達較有保障「港人港審」的建議，值得政府與立法會議員認真考慮。一旦修例，會限制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成為香港市民(包括基督徒在內)恐懼的打壓手段。

　　否定正常交往──由於《逃犯條例》修訂案，把原來保障港人自由的防火牆拆毀，使港人較前更易被移交往法治更差地區受審，復無任何豁免或答辯理由。香港教會一向與境外的宗教聯繫廣闊，特別與內地教會接觸頻繁。《逃犯條例》修訂設追溯期，任何香港教會過往有經濟捐助內地教會，或派員於內地提供培訓，可能會觸犯國家安全與宗教事務條例修訂，因而將受到無形的影響。

　　限制人身安全──《逃犯條例》修訂案，涉嫌犯事者極可能失掉原先可享有本港法律所賦予充分的保護，就被移交往境外地區受審。我們相信所有人皆按照上帝形像受造，「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第七條)。特區政府把原有46條罪行，因應商界憂慮而刪除9條，明確違反平等受到保障的基本權利。一旦通過修訂案，我們憂慮，港人隨時觸雷而不自知，原來受《基本法》保障的自由與人權受到剝削。

　　製造濫權溫床──《逃犯條例》修訂案有些罪行類別，定義較為含糊，容易成為政治罪行；且把權力不合比例地放於特區政府官員手上，讓有關權力失去司法制衡，容易製造濫權溫床。

　　我們身為基督徒，也是香港市民，深感是次《逃犯條例》修訂案較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更為衝擊一國兩制所保障的基本人權以及港人生活方式，威脅宗教、良心、言論、工作、營商等各項自由，從根本上令香港社會變質。因此，我們憂慮此次倉促立法，只會加深社會矛盾，使港人對特區政府更為不信任，不利於香港的長遠發展。

(此分聲明由「教牧關懷團」草擬，歡迎各位讀者自由轉載及轉發。)

「教牧」流動

　　過去20年在堂會數目持續增加的背景之下，一個可喜的發現是教牧同工的空缺率和轉職率皆有明顯而持續的改善，分別由1999年的20.9%和36.5%按年減少至2014年的7.7%和33.2%（圖8）。有足夠且穩定的教牧同工，必定為各堂會的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

　　筆者預見未來十年為教牧退休高峰期，堂會空缺率將加增；有些教牧等待工場未能入職，也有些堂會未能聘請合適教牧，牧職配對問題遠高於純粹以供求率來計算。面對堂會老齡化與人手不足，有些堂會要考慮更彈性的同工規劃，如部分時間、合約、義務等，否則僵化的制度只會自限本身發展。

圖8：教牧同工職位空缺率及牧職轉換比率，1999-2014年

「女性」牧職

　　不同宗派和堂會通過按立女牧師，從圖9可見，堂會女主任牧師／牧師比率由1999年的85位(13.7%)按年增加至2014年的246位(21.9%)，這是可喜的現象。過往女同工基於性別，只能做傳道、教師、宣教師等輔助角色，自2004年起，7位牧師有1位是女牧師，反映女教牧扮演更重要的領導與牧養地位。對比歐美教會，香港教會接納與肯定女教牧的職事，明顯是進步。除了極少數宗派與堂會仍拒絕女教牧站台講道，整體香港教會就牧職兩性角色不再糾纏於「性別平權」的爭論。

圖9：主任牧師及牧師總人數，1999-2014年

崇拜「走青」

　　過去20年，不少堂會刻意為青少年開設崇拜，青少年崇拜的總堂次和參與人數分別由1999年的138堂次共3,564人大幅增加至2009年的483堂次共24,852人。然而至2014年，青少年崇拜的總堂次卻減少至452堂次，參與人數下跌至17,121人（圖10）。

　　探討青少年崇拜人數和堂次減少的可能原因，就是過去數年部份堂會把崇拜的對象由原來青少年，擴大為歡迎所有年齡人士參與。經過仔細比較數據，在156間減少青少年崇拜堂次的堂會中，僅37間（不足四分之一）增加了主要／大堂崇拜的堂次，可見青少年流失仍是主要的原因。

　　當教會領袖認為增設青少年崇拜，以更活潑的敬拜音樂與風格，吸引青少年參與，起初有一定的成效。隨著青少年成長，人生階段改變；這些青少年崇拜效用漸失，再加上缺乏青少年的補充，自然地青少年崇拜逐漸成為另一堂次崇拜，有些更因應事奉人手不足而合併。主因明顯是堂會青少年崇拜未能吸引新人，再加上部分職青信徒改返大堂崇拜，部分成為「離堂會」信徒，便構成事工衰退現象。

圖10：青少年崇拜人數及堂次，1999-2014年

「佈道」失效

　　為了適切社會的需要，堂會佈道策略有所改變。圖11描述過去3年經常採用某種佈道方法的堂會比率，發現除了友誼佈道／一領一外，堂會過去20年採用大部分佈道手法，使用率正按年下跌。

圖11：過去三年經常採用某種佈道方法的堂會比率，1999-2014年

「使命」整全

　　香港教會對整全福音與使命的理解，較過往更為開放。堂會佈道實踐方式漸多以服務為重（圖12），對內舉辦社關訓練／扶貧事工的培訓，堂會比率由1999年的5.8%增加至2014年的19.5%。對外提供社會服務的堂會比率，由1999年的41.5%增加至2014年的66.0%，反映更多堂會積極落實整全使命。

圖12：堂會的佈道實踐方式，1999-2014年

　　由於全球各國各地都有大量人口，跨越地域和國界四處散居、遷徙和流動，以致香港本地已有不少不同國籍人士，更多堂會逐漸重視本地跨文化事工。從表13可見，2004年只有10間堂會常設本地跨文化事工，至2014年常設有本地跨文化事工的堂會數目，上升至272間(佔整體21.1%)，差派有關宣教士的數目則有180間。筆者預見未來年日，本地跨文化事工繼續加增。

表13：堂會的本地跨文化事工，2004-2014年

總結

　　香港教會走過這廿年，堂會經歷可觀的增長與人數增加，同時信徒也因應年月而逐漸老化。當教會領袖能把握機會，順著蓬勃的學生福音事工、新市鎮植堂等，香港教會保持不錯的增長率。牧職頻繁的流動，確實會影響堂會的成長。香港女教牧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牧職受到認同與肯定，確是值得欣慰 ! 教會對福音與使命的認知與實踐，較過往更貼近社會的需要。

　　面對前景，一國一制將是事實，教會前路更具挑戰。檢視過去所走之路，有助我們知己虛實，從而更能塑造教會迎向未來 !

（胡志偉牧師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劉梓濠先生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研究員）

　　不同學科對權力，有各自不同的定義與理解。從領導學視野來理解，美國領導學中心認為 :「領導是一個流程，達致影響了別人的行為」 (Paul Beasley-Murray, Power for God Sake: Power and Abuse in the Local Church, 109)，其中涉及權力的運用，促使跟隨者服從。

　　本質上，權力是中性，有其兩面性；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於《基督徒看權勢》理解權力有創造性，也有破壞性。權力是影響，正面是啟發與引導其他人一起創造新的可能性，負面則是控制別人思想與行為的能力。從這個角度看，信仰群體內成員，不論牧師、長執、信徒等，受薪或義務，均為權力比重不一的持分者。

　　領袖的濫權，就是有人不知不覺「扮演」(play)了創造主的角色與位置，個人為著成就天國偉業，不當地運用力量，要求信徒不可異議，只要順服，跟從領袖的指揮。濫權不是異象或目標出了問題，乃是手段出了問題，這些權力的誤用就帶來人性與關係的剝削，甚至是對個人或群體造成嚴重的傷害。

　　濫權現象一向發生於宗教組織之內，任何堂會、機構、神學院與差會等，皆沒有自動免疫力來應對權力的試探。我們要承認濫權的真實危險，教牧與信徒要對權力有整全的理解，方能減少領袖的濫權。

　　為何教會領袖濫權 ? 筆者粗略整理有三大因素 : 領袖性格障礙、追求權力崇拜與權力結構文化。

領袖性格障礙

　　心理治療師 Len Sperry 於 Ministry and Community : Recognizing, Healing and Preventing Ministry Impairment 指出若干領袖的「性格障礙」(personality disorder)，如自戀、偏執、強制、消極攻擊等，再配合堂會結構的發展階段，就會造成「職事的損害」(ministry impairment)，對群體帶來困擾與傷害。

　　不少性騷擾個案反映，越是價值保守的信仰群體，因其重視聖潔生活，強調與世俗對立，往往造成縱容領袖濫權的土壤。華人教會的文化，對牧者的尊崇，家醜不外揚的心態，極易成為濫權的溫床。

追求權力崇拜

　　除了領袖個人性格的陰暗，另一重要因素就是福音信仰教會對權力崇拜的傾斜。當堂會特別注重「出席人數」(Attendance)、「堂會購置的物業」(Buildings)與「流動現金」(Cash)，這三個指標構成所謂「成功教會的ABC」。教會領袖常常以可量度的業績等同成功，堂會越大便越能榮耀神，我們自然陷於崇拜「權力」的試探。

　　基斯韋特(Chris Wright)於第三屆洛桑世界福音大會中，發表〈偶像崇拜 …是普世宣教的最大障礙〉嚴厲批判教會領袖的偶像崇拜，正是 : 權利和驕傲、聲望和成功、以及財富和貪婪。他指出 :「有許多福音派領袖熱衷於自己在基督教會中的地位和權利，在此過程中變得不順服基督。他們崇拜聲望，因此誇大或虛報資料來使自己看來起更成功。他們就像以前的假先知，謊稱自己替上帝發言，實際上卻是為自己的利益行事。」

　　神學工作者麥格夫(Alister McGrath)於《福音派與基督教的未來》，一方面肯定福音信仰教會於全球有可觀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憂慮福音派的陰暗面，就是會眾對領袖的「福音派名人崇拜」 (Evangelical Personality Cult)。

　　華人教會文化長期崇拜權力，「名牧」與「品牌」成為我們不斷追逐的權力遊戲。當若干「品牌」失掉吸引力，就會有新「品牌」作取代，不同年代吹襲一波又一波的熱潮，教會領袖仍然樂此不疲，直到會眾感到疲於奔命。Neil Postman的「娛樂至死」，放在我們場景，便是「聚會至死」。正因為我們崇拜權力，我們不能接受教會領袖會偶然犯錯，教會領袖必定是聖賢無過；還不曾理性討論功過，就有領袖的「粉絲」們撲出來「護主」。

權力結構文化

　　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地方堂會作為權力結構。從實際運作看，領導層(執事會、同工會等)的權力結構必然大於其成員。當身體系統中有部分器官出了問題，正常處理是接受診斷與治療。這是正常功能健全的家庭，會採取的途徑，但對功能失調的家庭，掩飾與否定問題卻是常態。

　　「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是明顯可見，但群體中人「裝作看不見，不說穿，不討論」，這便形塑了李怡於〈世道人生 : 沉默〉評論的「合謀性沉默」(《蘋果日報》，2019年3月26日。)

　　教會權力的結構文化，無論是宗派或地方堂會，掌權者不自覺地事事皆要控制，不嚴加控制就不能安心。尼布爾理解墮落的人性帶來不安，人愈要用力控制其命運與周圍環境，於是「用力過度」就帶來群體內的關係剝削。信徒原來歸信基督，只為個人靈性需要，歸屬教會，只為了生命成長；但曾幾何時教會要「控制」我私人領域愈來愈多。為何宗派與堂會要就社會課題常常看待我為十八歲以下未成年人士要提供指引與立場 ? 筆者認為宗派與堂會只能就教義與教制有其話語權，至於社會課題則可免得免了 ! 當教會充斥「大佬文化」，一人或一少撮人話事，不容異見，於是權力結構文化走向封閉，任何善意批評被解讀為惡意攻擊。

　　每當組織內部發生性騷擾、挪用公款、人事紛爭等醜聞，極大多數是以「顧全大局」、「維護聲譽」、「大事化小」，把事件「模糊化」，於是投訴者淪為滋事者。體制領導層明明出了問題，然而組織內員工為求明哲保身，不敢說出真相，更不用提要向受害者認錯與道歉 !

　　那些濫權領袖，長期不受約制行使權力，毋須向所屬組織問責。有些圈子，領袖自視為神人，振振有詞宣稱只向上帝負責，強調其屬靈權柄，不容任何人過問與挑戰。獨立堂會，少了上面的宗派規管，這些領袖更容易出現濫權。

　　Diane Langberg(長期輔導性侵受害者)指出「性侵犯需要欺騙與濫權方能成事。」濫權領袖首先會「自欺」(self-deception)，然後會用盡心思誘騙受害者。當領袖於職事壓力中，感到焦慮不安、懼怕與軟弱時，容易出現的試探，就是用權不當。Langberg認為任何時候某位領袖只求達到一己目的來運用權力，這便是濫權的開始。一位手執權力的牧師，面對著智障姊妹；一位傳道人面對著一位年輕姊妹，有權者以弱者作為「點心」。吃羊的牧者，肯定是濫權失職的牧者(結卅四1-10) 。

　　再加上華人教會盛行「好人文化」(nice guy culture)，有些牧者是「討人喜歡的牧者」(people-pleasing pastors)，間接助長了若干領袖的濫權。不對等的權力結構文化，容易使教牧、長執與信徒均成為濫權的加害者與受害者。

　　信徒甘於任由領袖控制，不斷助長這些領袖的權力伸延，結果愈多息事寧人的好信徒(或好教牧)，變相就縱容更多濫權教牧與長執。一人或一少撮人即或做錯了決定，全體因而要承受巨大損失；組織內沒有人敢要求問責，而濫權的領袖從來不用道歉與問責。甚至我們尚未了解真相之前，「好人文化」只會責怪那些要求查明實情的人士，「你們為何不能寬恕體諒那些濫權者 ?」

(這是筆者於4月12日建道神學院主辦「塑造香港教會前景會議」之「教會內部權力與張力」分享部分內容，現重新整理而成文。)

引言

　　4月12晚建道神學院主辦「塑造香港教會前景會議」之第五組，討論教會與政治，三位講員為管浩鳴、吳宗文與邢福增。公開問答時段，首條問題問三位講員，怎樣為佔中九子代禱；三位不同政治立場的講員均異口同聲贊同要為佔中九子代禱。這是教會要作之牧養，為所有在囚的人士，無論是何樣罪名，特別是主內相識相交的，更要切切記念。

　　佔中事件與雨傘運動無疑帶來社會與教會極大震撼。當堂會於祈禱會或崇拜公禱時段為佔中判刑代求，並非政治化，乃把香港人與會眾關切之事帶到上主施恩座前祈求。這星期正是聖周或受難周，全球基督徒省察內心、認罪悔改、默想十架與盼望復活的節期。牧者與信徒不能迴避佔中事件，並非表態支持或反對，乃是祈求香港人好好反省。這正是管浩鳴回答時，指佔中九子等要好好省察反省，其實所有港人皆要認真反省。

　　〈詩篇〉是我們最合適的群體祈禱指引，祈禱的語言有哀嘆、氣忿、靜默與信靠等；如同曹偉彤於同日上午分享，我們要好好學習信仰的言語，而這些禱言正適用於我們當今的情景。

1. 哀嘆申訴

「耶和華啊，惡人誇勝要到幾時呢 ? 要到幾時呢 ?」(詩九十四3，《和修本》)

　　倘若有教牧與信徒認為佔中九子等乃是罪有應得的惡人，祈禱的論述應是如同王志民義正嚴詞般斥責 :「以公義包裝的非法佔中行動，是對公義的偽善和侮辱。」如果這是我的看法，我很大可能求主審法官重判這些「惡人」。

　　相反，倘若我們從已知資訊來判斷，這些爭取民主與公義的佔中人士，沒有尋求私利，反是天真地認為以非暴力抗爭手段來煽惑人心，結果是為了公益要承受罪責。他們為此承受的損失，傷痛，同樣也成為我們的哀嘆申訴。「耶和華啊，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發出光來 ! 審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驕傲的人受應得的報應 !」(詩九十四1-2)

　　地上有權勢的會借法控罪，依法治人，從而控制民眾。詩人感嘆 :「那藉著律例玩弄奸惡、以權位肆行殘害的，豈能與你交往呢？他們大家聚集攻擊義人，將無辜的人定了死罪。」(詩九十四20-21) 我們可祈求公義之主，作出終極的公義判決，使法官考量刑期時，有其憐憫。

2. 氣忿不平

「耶和華啊，求你在怒中起來，挺身而立，抵擋我敵人的烈怒 ! 求你為我興起 ! 你已經發令施行審判。」(詩七6)

「他們咆哮，說狂妄的話，作惡的人全都誇耀自己。耶和華啊，他們強壓你的百姓，苦害你的產業。他們殺死寡婦和寄居的人，又殺害孤兒。他們說：『耶和華必不看見，雅各的神必不留意。』」(詩九十四4-7)

　　有些基督徒不能接受忿怒也是向神禱告的語言。當我們見到義人受欺、真相歪曲，我們有權氣忿不平。忿怒源於我們對「公義」的渴求，因而受到傷害的真實感受。Andrew Lester於The Angry Christian 指明上主對不公不義之事，同樣忿忿不平，正因這些不法不義之事基本違反了衪的價值，神就感到忿怒。「因為上主關愛受造生命，神為著受害者、貧窮者與受欺壓者感到忿怒。神表露忿怒，就是為這些受壓制的出頭伸張。」(159頁)

　　我們可選擇「盼望的忿怒」(anger of hope)，或「絕望的忿怒」(anger of despair)。後者有強烈無力感，看不到出路，一切是無望的；前者則深深感受別人的痛苦與苦難，確信上主垂聽無辜人的呼求，衪仍是那位在黑暗中可以信靠的神。

3. 靜默無言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他而來。」(詩六十二1)

「若不是耶和華幫助我，我早就住在寂靜之中了。」(詩九十四17)

　　面對佔中事件，有人評論教會失語，未能站出來，或敢於化解社會矛盾。面對社會亂象，來到上主面前，我們有時只能默然不語，耐性等候神。「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庇護所，我必不動搖。」(詩六十二5-6)

　　無言無語的禱告，不是消極放棄，乃是知有所止，不胡言亂語，安心等待。「他叫他們的罪孽歸到自己身上，要因他們的邪惡剪除他們；耶和華－我們的神要把他們剪除。」(詩九十四23)

　　當我們不曉得怎樣為佔中九子判刑代求，我們要確信「聖靈親自用無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求。」(羅八26)；上主不介意我們祈禱的語言是否標準正確，祂察看我們內心多於言詞。

4. 信靠盼望

「你當安心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詩卅七7)

「你使他在遭難的日子仍得平安，直到為惡人挖好了坑。因為耶和華必不丟棄他的百姓，也不離棄他的產業。審判要回復公義，心裏正直的，都必跟隨它。」(詩九十四13-15)

　　當我們處身星期五的苦難，我們要信靠盼望，因為復活主日來臨，會改變形勢。我們等候那日子，「直到」惡人惡貫滿盈，自掘墳墓，神會使「公正的審判必重現」(詩九十四15，《當代譯本》)

　　巴刻描寫神審判的時候，「强調他的無所不知和智慧，能鑒察人心，尋找事實。沒有東西能逃過他，我們或能騙人，却瞞不過神。他認識我們，以我們的本相審判我們。…… 神總是如此，神必知道！他的審判是根據真相——事實的真相，以及道德的真理。他審判人的隱秘事情，而不單看人公開的假面具。」(《認識神》，163頁) 有一日，歷史會還六四與九二八真相。

　　「我們不論在任何社會政治環境下，都應以聖經為我們信仰、生活、及事奉的最高準則。在社會動盪期間，我們必然會受到衝擊、誘惑、甚至會經歷軟弱。因此，我們認定在任何情況中，務要忠於基督，不應因環境的改變而妥協，為遷就策略而犧牲聖經真理的原則，而應靠主大能堅守我們與主所立的約，絕對服從祂的命令，在危機中見證主，榮耀祂的名。」(《信念書》第二點)

　　當惡人掌權，義人受苦，基督徒群體的祈禱是「還有片時，惡人要歸於無有」(詩卅十七10)。無論判刑如何，我們祈求人心不死，持守信念，無畏無懼，多行一步，活出真理、良善與公義。

結語

　　以上四種祈禱語言，適合我們於聖周內作個人與群體的靈性操練。人向神祈禱，有時在安靜中與上主相遇，聆聽祂的聲音，去除對權力與虛謊的迷思；有時在傷痛、忿怒向主伸訴，呈現我們的無助與困苦。惟有我們有勇氣直視問題，為到困擾之事向神祈求，願神的旨意成就，又祈願神國主權早日彰顯於我們當中 !

主耶穌基督，

你曾經窮乏，

被定罪、被囚禁、被丟棄，

像佔中九子及其他抗爭者一樣。

人類的痛苦祢都嘗過；

當不少港人為了生計淡忘了公義與民主，

甚至有教會領袖為著佔中而感到尷尬不安，

祢卻與佔中九子、為義受壓迫的人同在；

祢不會忘記這些人為香港、為公義的付出。

聖善的靈啊，

求賜我們信心，保守我們不因判決而陷入失望。

求澆灌我們良心，使我們充滿著愛，愛祢並愛眾人，

塗抹我們內心憎惡與懷恨的罪。

賜我們仍有盼望，

惟有盼望能拯救我們脫離懼怕與怯懦。

聖善慈悲的上帝啊，

祢創造與救贖我們，

也是中國的審判者，香港的救主，

祢知道佔中九子和我們所做的一切，

祢痛恨並懲罰不義與邪惡，

無論今生或來世，

那些誠心求赦的人，

祢必施下饒恕與憐憫。

我們想念那些將要受監禁的人，

及那些忍受這難以承擔的任務者。

主啊，求祢憐恤，

早日恢復他們的自由。

主啊，無論他們將遇到甚麽事，

但願祢的聖名被稱頌。

阿們 !

(原為潘霍華牧師寫於1943年〈為同囚難友寫的禱文〉，並於1945年4月9日殉道；現作修改，寫於佔中九子宣判首日。禱文刋登於「使命公民」Facebook及《眾新聞》網頁。)

　　無論全球或本港教會，中小型堂會(指崇拜出席人數在200人以內)，仍是整體教會的主要部分。按《2014香港教會普查統計數據集》發現，本港有489間堂會屬小型堂會(100人以內)，佔整體38%，崇拜出席人數共30,812人。倘若以200人計算，就有897間堂會，佔整體68.7%，崇拜出席人數共90,380人。從現況看，本港七成堂會出席聚會人數為200人以內。

1. 定位(Positioning) : 小即是美

　　一直以來，凡涉及堂會增長或發展的書本或研討會，往往以超大型堂會(Mega church)為所有堂會學習的模範，形成中小型堂會牧者及信徒不自覺地因「小」而自卑。神學院課程或坊間研討會，又不當地以成功大型堂會來標榜，暗示中小型堂會本身體積有問題，要擴大才合符標準。

　　這是對中小型堂會的誤解，真實是全球增長最多的是中小型堂會，超大型堂會只能在部分國家與城市，有較為明確的增長。更大謬論是認為中小型堂會要採用大型堂會的教會增長原則，就能迅速變大；某些大型堂會增長原則適用於中小型堂會，但某些大型堂會增長原則，根本不適用於中小型堂會。(見圖1)

　　中小型堂會教牧與長執，需要常識作辨識，不要盲從，否則會本末倒置，把原來優勢(關係導向)變為劣勢(節目導向)。

　　進入網絡世界，傳統工商企業已不迷戀「大即成功」，能賺錢與發揮影響力是與組織的大小無關；惟獨港台等地華人教會仍迷信「好大喜功」式發展論述。工商企業已放棄了「做大才成功」，反而選擇「小即是美」，才有更美好的發展前景。一些書本如《小，是我故意的》(Small Giants – Companies that chose to be Great instead of Big) 等，說明了「做小也有價值」!

　　領導與牧養中小型堂會，領袖必須對「小」有合乎聖經的理解，確立小堂會的存在有其獨特的身分與使命。每間地方堂會是獨特(unique)，植物中有仙人掌與松樹，我們不會期望與要求仙人掌的發展要等同松樹。中小堂會常有身分危機，就是教牧與信徒不甘於被人看「小」，拼命要「由小變大」，很可能急於求成，而導致堂會失掉了本身優勢。

　　「小堂」本身不是問題，正如小店有其特色與賣點，不用變成領展商場的大型連鎖店。日本與歐洲不少著名食店，根本不是以大作招攬，乃是其飲食之特色，有其獨特身分，就有其吸引力。堂會也是，當同一商業樓宇內間間皆是冰室，樣貌一模一樣，除了招牌以外，這便造成多一間或少一間也無所謂 !

　　每間堂會，無論成立年日長短，按照《聖經》教導，它是承載生命的有機組織，不斷成長為一間整全完備的地方堂會。神已把發展教會的一切資源供應予每間堂會，堂會領袖按其所託，確認本身有別於其它堂會的異象、使命與價值，相信本身存有的角色是不能替代的。

　　除了有些堂會是定意為小，如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第三堂)等，新植堂會正常發展是「由小成大」，開荒初期，堂會細小乃正常與健康的。筆者於1984年播道神學院畢業，前往宣道會元基堂牧養，那時堂會只有兩年多歷史，崇拜人數只有卅十多位。未擴堂前，有14年日子堂會人數長期維持在200人以內。

　　日本電視節目《空間改造王》可作為借鏡，舊宅在原有地可以翻新，中小堂會的成長與更新，不一定有人數增長，但堂會在各方面質素可以有美好成果。

2. 教牧(pastor) : 既小且深

　　中小型堂會牧者首要定位是與會眾建立關係 ，講道及行政較為次要。牧者如不多花時間與信徒來往，個別關顧，就會失掉本身的優勢。

　　Carl Dudley認為小堂教牧的角色是「愛人」(lover)，是真確的，教牧非自恃專業與學位來取得會眾信任，他 /她乃主動樂意與會眾同行人生路，一起於深化關係中共同掙扎與成長。關係正是「小堂」成長的命脈，教牧成也關係，敗也關係；教牧要學習與各方人等溝通共事。

　　中小型堂會牧者長期委身是關鍵所在，當牧者能忠心於牧養與領導會眾，深化而信任的關係，必帶來教會更新與成長。這便是「既小且深」的牧養取向，中小堂會牧者有更多空間對信仰與牧養有更深度的反省。巴特牧養是中小型堂會，才有空間寫《羅馬書釋義》；畢德生一生牧養堂會不多於200人，有空間可寫書及翻譯聖經。周聯華牧師說得對，中小堂會有較好土壤能培養神學家，大堂會牧者多為行政型教牧，當然也有例外的 !

　　「小堂」提供一分親切溫馨如家的相交關係。「小堂」場景，有助信徒建立信任而親密的關係。「小堂」更能兼容離婚人士、單親家庭、傷殘人士、情緒困擾者、同性困擾者等，讓這些信徒得著適切的關顧，在關愛與接納中不斷成長。「小堂」更能實踐「跨齡崇拜」(intergenerational worship)，一家老小共聚一起的「家庭堂會」(family church)，不需走大堂的「分齡崇拜」。

　　正因為堂小，會眾之間的溝通直接與頻密，「小堂」牧者只要敏銳信徒人生歷程，牧養就是圍繞信徒結婚、遷居、生兒育女、子女升學、壽宴、退休、家人患病與喪禮等，在這些場景中牧者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

　　當然，也有不健康的「小堂」，因著內部問題叢生、教牧人事紛爭與流動等，帶來「小即是醜」。教牧的流動，問題出現於中小型堂會的自我形像往往與領導階層息息相關，特別是受聘牧者在其中起著重要角色。每次有牧者的離職，必對中小型堂會往往是致命的傷害，因為關係是中小型堂會的重要資產。人事不斷變遷就會導致會眾有強烈受遺棄的消極情緒。

　　有時問題出在長執，急於要求堂會迅速發展，對教牧不尊重，又不肯放權，結果是教牧要黯然辭去。曾有宗派誇口其內實況 :「執事如鐵柱、教牧如流水。」這些已有惡性循環的不健康堂會，筆者建議剛畢業的神學生，不要有救世主情意結要更新堂會，因為這些超穩定的權力結構，信徒領袖不會放權，又不尊重教牧的領導與牧養。

　　有時，責任落在牧者身上，他/她只抱著過渡事奉的心態，一心想轉換大堂會事奉，又或天真地以為兩三年就能更新堂會，帶來美好的發展。牧養中小型堂，起碼有至少五年或以上的服事。

　　筆者認為中小型堂會對國度使命有獨特的貢獻，就是「既小且深」，持續與深化信仰反省，又能促進信徒與信徒之間深入關係。教牧的長期委身，就扮演著更新教會的重要角色。

3. 計劃(plan) : 由小做起

　　中小型堂會領袖放下自卑感，不要看本身處處不及別人，不要下下與超大堂會作比較。葛蘭達曼於《牧養小型教會》(Shepherding the Small Church) 分析停滯教會的跡象(56頁) :

對傳福音缺乏熱誠專注對內事工，以致資源多用於自己的會眾，而較少考慮廣大社區群眾的需要傳統比人還重要新信徒進入事奉和領導階層時會遭遇阻力缺乏對聖經的順服

　　當倒退而不健康的堂會，成為了「私人宗教會所」，長期口說 :「歡迎外人」，真實行為卻是「新人不要入我組」。可以想像，這些小堂內聚文化若不改變，小堂根本難以發展。當舊有系統慣性做法如此，有時牧者與長執要有智慧地開拓新的承載工具，無論是新課程、新組別、新事工等，才有更新的可能。

　　「重新對焦」(refocusing)，乃是中小堂會要常常思考 : 我們把有限的教會資源投放在哪些事工上，達致長遠可見的成效 ? 究竟鼓勵信徒參與詩班重要，抑或推動他們外展接觸更多新人 ? 當分配信徒時間，我們多用於內部會議或外展佈道 ? 中小型堂會不能抱「跟風」心態，不假思索模效大堂會的組織或事工。堂會的組織架構宜精簡。筆者見識過小型堂會架構因循抄襲母堂部門繁多、層次分明的組織架構。大堂會架構套於小堂身上，只會妨礙小堂事工的成長。

　　中小型堂會限於資源，不能樣樣事工皆做，必按其優次而有所取捨，這才是領導的智慧。堂會要精簡聚會，有些聚會可重新調動或縮減聚會次數；有些活動可下放由信徒自發與自主。

4. 流程 (process) : 小而歸屬

　　當領袖能夠放下心結，不刻意追求做大才算成功，明確了解本身定位，方可發展配合本身身形的福音事工。

堂會為本

　　《2014香港教會普查統計數據集》顯示，本港堂會最多採用的佈道方法是以個別堂會為本位的佈道會或福音主日 (「經常」與「間中」加起來為86.3%)，其次為友誼佈道或一領一 (78.3 %)。(見下圖2)

圖2 : 堂會經常採用佈道方法

　　這兩項佈道方法，自2004年起，便一直高居榜首。換言之，堂會自辦佈道會或福音主日，並動員信眾邀請未信者赴會，這便是堂會最常用、最經濟與最直接的佈道策略。中小型堂會參與大型佈道會或福音盛會，通常果效甚少。

　　北美一些研究有效佈道策略的專家指出，佈道會於堂會所在場地舉行，好過租借其它場地舉行，因對赴會者與決志者而言，親身對場地的觀感也是重要。倘若佈道會的場地與節目，存在極大的落差，決志者便會出現適應困難而流失。堂會為本的佈道策略，就是創造佈道空間，讓未信人士更易踏足堂會，參與其中，並逐漸投入教會生活。

關係優先

　　領袖要放下「小堂會心態」(small church mentality)，即自卑看本身樣樣不及人，但同時又自大到不需要作任何改變。中小堂會本身優勢不是節目，不要花時間作「吸引型模式」(attractive model)一次過的佈道活動，反而是「關係型模式」(relational model)更為可取。「吸引式模式」強調節目質素，以名氣講員或名人見証為賣點，注重宣傳與包裝，務求多人參與聚會(come and see)，就能達成佈道的果效。「關係型模式」則與此相反，重點不在於節目或表演，乃是信徒能透過地緣、血緣、學緣、工緣、趣緣、痛緣等關係網絡，外出分享生命故事(go and relate)。

　　畢理察 (Richard Peace) 於 Convers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指出，教會把佈道「事工化」，甚或「專業化」，反把原來新約的福音或悔改歸正經驗僵硬化為某套方程式或大型活動，帶來了福音異化。畢理察提倡「進程佈道」(process evangelism)，即「佈道生活化」，重點不在於未信者的決志時刻，乃是讓未信者於其人生歷程越來越接近耶穌。

　　筆者認為「堂會為本」的佈道策略，從整體數據分析，是「關係式佈道」(relational evangelism)或「生活化佈道」(lifestyle evangelism)，並非勞師動眾搞大型佈道會，才是中小型堂會朝向健康的福音策略。

歸屬流程

　　當今福音事工的偏差，就是我們過度關注「決志信主」一刻，卻不同樣地關注尋道者歸屬的流程。吉布斯教授 (Eddie Gibbs) 於 ChurchNext 倡導「佈道是邀請對方與主耶穌為伴」。信仰猶如一趟旅程，佈道模式不宜把佈道與栽培切割為兩個範疇，反而在福音的流程，不斷播下信仰價值的教導。

　　中小型堂會循序漸進地向未信者與信徒講解「整全的福音」；信耶穌與跟隨基督是不能分割的。福音既是上帝無償給予，也非人容易相信就容易拋棄。相反，福音要求我們持續地悔改(或轉變)，與信仰群體結連，活得更像耶穌。

　　中小型堂會佈道進路，「歸屬」(belonging) 與「歸信」(believing)，兩者同樣重要。堂會要思考本身活動不局限於信徒參與，未信者或尋道者同樣也歡迎於崇拜、團契小組、課程及講座等。當這些朋友能長期與堂會信徒結連，歸信耶穌是或遲或早出現的正常現象。有時，我們過度重視「決志信主」，只會催生未足月的早產嬰孩，有些或會夭折，有些或會流失。

　　有些老化的中小型堂會，團組氛圍是排斥外人，新人難以融入。可能這些堂會要思考是怎樣增設承載新人的群體，這些新人組別可存在於主日學時段，或崇拜後時段、或其它特定時段。當堂會能凝聚信徒與新人共融的場合多了，便能加增新人對堂會的參與和投入。

結語

　　總括而言，「中小堂」有其獨特價值，聖經從來沒有教導「人多勢眾」堂會方為「健康」與「卓越」。有些堂會是「自然大」，有些則是「天然小」；教會領袖不應迷信「要大才有影響力」，聚會人數從來不等同生命質素，務求堂大，方為成功。「小即是美」的堂會，對整體教會的貢獻在於持續地培育「既小且深」 的信仰反省與深入關係。「中小堂」是孕育關係(無論神與人，或人與人)之最佳土壤。

　　當牧者能長期委身，建立信任關係，堂會得以健康成長，其外展策略要以堂會為本、關係優先、並能促使新人有歸屬流程。堂會能有明確定位(positioning)，牧者(pastor)的委身，有更新的計劃(plan)，並能有歸屬流程(process)，這便是中小型堂會更新與成長的正確方向 !

(筆者應邀於3月31日中國浸信會神學院主辦專題研討會 :「教會的倒退與復興──中小型教會福音事工的再思」之講稿部分內容。)

　　當今華人教會牧養的迷思，就是對「節目」(program)的過度迷思，失掉了牧養個體生命。技術年代的牧養，不少教會領袖以為「搞好系統」、「搞好節目」就完成牧養責任了。

　　我們面對真實的場景，乃是「恆常聚會者出席減少」(regular attendants attend less)，這是全球現象，香港也不例外。教會生活的優次，已不再佔信徒的首位，信徒能給予教會聚會時間相對減少。

　　有一段日子，教會領袖認為只要「更新節目」內容與形式，有良好宣傳與包裝，就能維持聚會人數。成功牧養如同把更有質素保證與更適切觀眾的節目引入，這就是牧養了。

　　筆者稱這些為「節目式牧養」，期望形塑精心策劃的聚會，參加者滿意指數高，牧養的功效便達成了。這套牧養背後的思維是不斷研發有效的承載系統，如按齡牧養、小組牧養、職場牧養、銳意門訓等；只要有了健全系統，就能解決種種牧養的問題了。可惜人不是數值碼，不能被編寫、不能被融合，總有為數不少的信徒存在於系統以外。

　　更有些教會領袖不斷搜尋與物色成功節目，以為把外來節目於堂會內「照板煮碗」就能見效。有一段日子，甚多堂會要直奔標杆；隔了一段日子，又不少堂會要銳意門訓。節目奏效，等同教牧的職事是成功；相反，節目失效，教牧就要尋找更精彩更受歡迎的節目。當教會領袖長期以「節目導向」來理解牧養時，我們便發現信徒已對這些節目產生厭倦與不滿足。試想一下，團組次次周會破冰要打開話題，但組員從不敢分享真正問題與感受。這些長期「膠化」的相交，一定不會滋養生命，參與者只感乏味。 　　無疑，教會一定需要節目(崇拜、團組、主日學等)，但我們最大問題是「節目式牧養」，領袖投放不成比例的資源於節目的製作與維持。當領袖專注只在於節目入座率，牧養就變質為非人性化的技術之路。教牧不自覺把「節目成效」奉為牧養黃金定律，於是牧養心思投放於節目，卻忘掉了節目原來是手段，節目功能在於形塑空間，讓信徒可自主自由地愛神與愛人。 　　聚會原是建立信徒的生命，但現今焦點卻是經營節目，甚至外判節目。倘若牧養是要投資在人的生命；為何教牧花時間在節目多於個體身上 ? 當然，節目需要有質素與內涵，不能隨便馬虎。但節目的「功能過度」(over-functioning)，正是我們要提防。當我們要迎合信徒口味，不斷消費節目來滿足時，我們真要反思是否忠心而智慧的管家 ?

　　正因為技術當道，「節目式牧養」大行其道，牧養投放不在個體身上，不少信徒出現「不被牧養」的真實感受。與此同時，諷刺地教牧則忙於研究哪個節目與模式更為適合，無暇關懷個別信徒的成長。信徒無疑透過節目短暫得著滿足，然而節目有其疲勞，有著限制，未必能達成神與人，或人與人之間深入的關係。

　　對初信者，節目有其最大功效，神透過節目建造信徒生命，但對成熟信徒而言，節目內容與強度未必能滿足。教會節目最合適受眾是尋道者與初信者，卻對成熟者與委身者成效不大。這是美國柳樹溪敎會於2007研究報告 Reveal : Where are You ? 出來的結論，因此牧養方向應是節目與個體並重。

　　想像一下，你牧養的個別信徒在監獄，醫院或老人院，你根本不能期望與要求對方返任何聚會，你會怎樣牧養 ? 你確信牧養是把人帶到三一神面前，你只能把基督的臨在透過讀經、聆聽、唱詩、祈禱、關懷、勉勵、安慰、聖餐在其中展示。你也可視之為「即興式節目」，這便是牧養。當我們能形塑空間，讓人與神相遇。

　　是時候，教牧要思考不偏重節目式牧養，重新重視個體，方使牧養走回正確道路！

引言

　　伯特利神學院柏祺城市轉化中心公布〈留堂會、離堂會〉研究報告，有助我們思考怎樣適切牧養信徒，提供合乎基督徒身分，並能承載他/她們信仰生活與使命實踐。

「離堂會」現象

　　從是次調查反映，2102位基督徒當中，近八成現時穩定返教會，有兩成可歸類為「不穩定」(12%)與「離堂會」(8%)信徒。「離堂會」信徒指向那些曾經積極參與，但因著外在與個人因素，現時停止返教會，但仍然有一定的信仰成熟度。

　　參照香港教會普查反映聚會人數與受洗人數，2009-2013年的受洗總人數為80,900人，若假設這些會眾於2009年才穩定參與崇拜，加上2009年崇拜人數有292,287人，2014年的崇拜人數理應有373,187人。然而數據反映2014年崇拜人數只有305,097人，推算流失信徒人數為68,090人，流失率達18.2%。我們大致可用80/20定律來理解，任何一間堂會於平均5年內至少有兩成會眾(指已受洗信徒)屬於不活躍、邊緣、不再投入，甚至是離堂出走的信徒。

　　倘若對照美國Lifeway有關18至22歲「離堂會」調查(2019年1月15日)，這個年齡層只有31%平均每月出席兩次聚會，39%平均每月少於一次，有29%不再出席。換言之，離堂會信徒的重災區，就是考進大學至職場拼搏的人生階段(18-35歲)。

　　青年信徒「離堂會」現象是全球性，本港也不例外。Ed Stetzer探討美國高中生流失現象時，2014年撰文指出，有七成青年短暫反叛「離堂會」堂會一段年日，離開的主因是教會生活於這個人生階段並非放在首要。有論述認為，當這些「離堂會」信徒成家立室，有了下一代，便會為了孩子緣故重投教會生活。但有些人則不這樣樂觀，認為新世代信徒，遲婚同居，寧養狗貓也不生育，不會為了下一代而重返教會。

「離堂會」原因

　　從是次調查反映，堂會本身文化與制度，一些政策與做法使「離堂會」信徒感到失望受傷而離去，綜合而成為主因。(見圖一)

(版權屬伯特利神學院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比較美國Lifeway所作調查 The Top Reasons Young People Drop Out of Church 有共通地方，有32%認為會友過於論斷與虛偽，而25%不同意教會對政治與社會課題的立場。(見圖2) 這兩項正與堂會文化、制度、決策等相關，表明年輕一代認為所屬堂會「離地」，與現實生活脫節。

　　按 Church Refugees 理解這些「離堂會」信徒是不情願地離開原有屬靈家庭。他/她們離開已建立感情的堂會不是易事，他/她們不少是經過數番掙扎、帶著傷痛，最後在無可奈何情況下與所屬堂會切斷關係。這些受傷原因很多，如事奉遇到領袖濫權、與領導層不和、個人性傾向、受過性騷擾與性侵犯、參與社運而得不到堂會認同等。又有些對教會有崇高理想，但對現實堂會有甚多不滿與批評，於是氣忿離去，他/她活躍於社交媒體或社會運動，偶然出現於某些講座或泰澤聚會中，但對堂會已失掉歸屬感。

　　我們大致可歸納為三個因素 : 堂會因素、關係因素與個人因素。個人因素是生活或工作忙碌，教會生活不再是首要，或面對信仰挑戰而有所掙扎。

　　教會中人要接納對這個人生階段的信徒，教會生活不再是首要不是大不了，重要是幫助這些浮沉信徒與上主結連。當信徒與神結連，他/她自然會歸屬信仰群體。

　　關係因素就是「離堂會」信徒能找到合適的堂會，能與某群有血有肉信徒生命結連，感受群體的接納與肯定。因此，對那些「離堂會」信徒，原有相熟信徒要存忍耐愛心保持交往，一些行山、BBQ、飯局、吹水等非聚會時段活動，可加以善用。

　　較困難改變，當然涉及堂會文化與決策因素，有些寧願沒有下一代也不要改變的封閉文化，筆者與其他人等也愛莫能助。有些樂意開放的，下面就是筆者表達的建議。我得承認沒有任何簡單的解說與方案，能解決「離堂會」現象；我們能做的，只是儘量減少青成年信徒出走堂會。

預防「離堂會」

1. 展示真誠

　　「離堂會」信徒的不滿與渴求，其一是感到返了教會，「我不能做回真正的我」。這便是堂會「膠化」現象，我們要敢於正視。年輕人很快會察覺成年信徒的虛偽，所謂「講一套、做一套」。

　　Howard Snyder於1975年經典著作 The Problem of Wineskins 指出 ;「未來的教會需要有健全的聖經與真實的經歷。」(The church of the future must be biblically sound and experientially authentic, p.189) 教會應是展示真實人性的群體，但我們很多時候把堂會過度「事工化」。

　　董家驊牧師於〈從北美現況看後公投時代的青年宣教趨勢〉分享「相遇先於事工」是正確取向，我們要形塑是自由空間，讓信徒能與有位格的耶穌相知相遇。他引用潘霍華牧師，看「青年事工首先是關乎人與上帝的相遇，而不是關於發展教會的策略。」「教會在關心年輕人時，很大的試探在於把他們物化，沒看到他們的位格和價值。」

　　「離堂會」信徒厭倦是堂會內若干信徒長期的「膠look」，更難忍受是某些領袖口講屬靈術語，做的行徑卻是丟人現眼 ! 他/她們不期望教會領袖能對每個問題都有滿意的答案。當教牧與長執能坦誠地面對問題，不逃避，也不作權威，承認有些課題聖經沒有既定答案，也不要以官方立場作為每次討論的定調。堂會要真誠歡迎信徒提出各式各樣信仰疑問，非看為挑戰權威，乃是謙卑地一起「去學」(unlearn)與「再學」(re-learn)。

2.「兼容」(both-and) 盛載

　　按筆者觀察，30年前香港教會呈現多樣化，發展至今，我們的樣貌卻是中產文化、第二代港人領導、保守傳統穩健為主流，另類堂會為極少數。

　　筆者一向肯定植堂運動，透過新植堂會，才能於教會生態產生新品種。我們需要多種不同風格的崇拜與講道、小組與團契。為何大堂崇拜一定要分齡 ? 可否有全家共同參與的跨代崇拜 ?

　　教會領袖要戒除大一統權力迷思，不應執著某款盛器之形，要求必須一律才能合乎體統。學習兼容，尊重差異，正是第二及第三代港人要學好功課。堂會有不少「我認為這些安排對你最好」的家長心態。不少教會領袖常出於善意，為會眾預備這個聚會、預備那個課程；有時不自覺變成「怪獸教牧」(過度關注屬靈子女的屬靈父母)。成年領袖控制過多，信任就相應減少。

　　就當前政治與社會課題，教會領袖要敢於正視，並非刻意迴避。當堂會容許教牧與信徒自由表達意見，而非禁制與攔阻，這種「兼容性」正能預防信徒的出走。除了教義與教制之外，信徒是否贊成賭波合法化，是否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是否反對明日大嶼發展等，這些是次要的事。為何宗派與堂會要求其信徒要有一致立場 ? 當我們常把次要議題絕對化，就限制了信徒的自由，教會失卻了福音原有的兼容 !

　　堂會要認真思考怎樣精簡事工與聚會，兼容非加增多些聚會與事工，乃重新擺設現有空間，在原有空間內用「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能適切地又創意地安排現有聚會，兼容不同世代的需要。

3. 結連委身

　　美國有研究分析七個因素減少「信二代」出走堂會 : 父母的信仰、祈禱、信仰的重要、讀經、有來自堂會成年信徒的跨代同行、第一手個人信仰經歷、減少不必要疑惑。

　　相對於抽象的建議和教導，年輕人確實需要真實的榜樣、有智慧的經驗談、和帶著溫情的陪伴。「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一直推動「跨代同行」師友計劃，鼓勵堂會成年信徒能與青年信徒結連，非以長輩身分代父母監察，乃是以同行者角色來引導對方活出信仰。

　　有些教會領袖以為要遷就這些「離堂會」信徒，就要投其所好，安排各種消費式聚會。我們得承認「好玩」一定在堂會以外，堂會期望以「玩樂」作號召，必會造成本身牧養的困難，喜歡玩的繼續來，不喜歡玩的便「離堂」(相反也同樣出現)。我們要敢於挑戰信徒委身基督。我們不能只顧對方個人感受，郤不敢按信仰向對方作出要求。正如董家驊牧師分享 :「不挑戰青少年作門徒，就不能建立生命。」

　　當堂會不以本身發展為事工優先，卻以信徒生命成長為重，減少「事工思維」，引導信徒找到個人熱誠與才能，可投放於具體需要，就能釋放信徒委身的力量(見圖三)。

結語

　　牧養「離堂會」信徒肯定比牧養「留堂會」信徒困難得多，惟有我們肯虛心承認本身堂會系統有結構性問題。我們堂會隨著年月老化，失掉了原來的彈性與兼容，朝向權力一致性。當系統越來越封閉，不容異見，只容一把聲音，失掉真誠，這樣的堂會前景自是岌岌可危 !

(大部分內容發表於2019年3月19日〈留堂會、離堂會〉調查結果發布及座談會，有關數據詳細內容，請參考《留堂會、離堂會問卷調查研究報告》。)

引言

　　本港政府部門、教育界、社福界與工商界等廣泛採納「工作表現評核」 (或績效評核，performance appraisal)來量度員工作質素，從而確定升遷、調配、獎金或薪津等。近十年來，不少堂會引入「工作表現評核」機制來評估教牧是否稱職續約與加增薪點。

　　贊同「牧職評核」機制人士認為，全面與客觀的評檢會改進與提升員工的表現水平；透過定期上司與下屬之間面談，使員工表現得到適當的反饋，有助增進員工須要學習與改進的質素。

工作表現評核

　　「工作表現評核」背後的基本假設，各僱員之間工作的環境與性質是相同的，於是員工之間付出的勞力，會達致預期的果效。員工之間的生產力或工作成效，可與其他員工作出客觀比較，從而達到合理與可達成的工作指標。

　　《戴明領導手冊》作者Peter Scholtes 認為「工作表現評核」本身不少假設是值得商榷。「工作表現評核」只適用於傳統科層式管治文化，如工廠等。「工作表現評核」反映的管理手段，便是管理層對員工的不信任，因而要透過客觀的衡工量值機制，務求賞罰分明，升遷有序。

　　有企業顧問Fred Nickols 看「工作表現評核」弊多於利 : 加增員工情緒的困擾 (如評核前後的憂慮、抑鬱、壓力等)、打擊士氣與工作動機、過度強調個人多於整體、注重事工目標多於流程、只看短暫而忽略長遠視野、制度化固有的偏見、加增懼怕而減少員工之間信任等。

　　Scholtes從系統思考角度，認為「工作表現評核」不可行，在於破壞了組織系統內部自發力量，誤信採用了賞罰誘導機制就能提升員工效能。Scholtes引用相關「工作表現評核」調查，指出九成以上的評核機制是失敗的，或名存實亡。倘若管理學者對「工作表現評核」的成效存疑，堂會領袖把公務員、教師、社工等評核機制照樣抄襲，「牧職評核」很大可能帶來堂會受僱同工之間更多不信任，只會把「好事」(善意出發) 變成「壞事」(工作表現評核成為不與教牧續約的理由。)

　　最新《哈佛商業評論》(2019年3-4月)，正道破了「工作表現評核」不可行。邱慕天於〈你的員工不需要你的批評回饋〉撮要內容 :「《哈佛商業評論》指出，認定『批評回饋』有效的人不外是假定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人對自己弱項的盲點需要別人點破。『以自己有專業，指教對方的不專業』；『以自己認定的成功樣貌，讓對方走上我們認定的成功之路』。這三種理論的缺點是，『它們都是以管理者的自我為中心』；三種理論，也都在實證上站不住腳。」（《台灣醒報》，2019年2月24日）

　　文章更指出 :「腦科學研究指出，人都是在擅長的領域愈做愈好。那些缺少的專業能力，因為腦神經迴路已經長期棄用而不發達，不是透過三言兩語的批評回饋能教的。更顯示，人在受到批評時，大腦會啟動交感神經系統的『生存防衛機制』，並且壓抑學習和認知迴路，別人講的話聽不進去。除了「錦上添花」或微幅修正的回饋有效之外，針對一個人的缺點弱項放大猛攻，只會把工作關係愈弄愈糟。」（《台灣醒報》，2019年2月24日）

「牧職評核」機制

　　「牧職評核」機制的首項困難，就是要界定教牧的職責範圍，甚難有一套客觀而能準確量度的標準。由於堂會本質不是工廠，每間堂會是獨特的，其中存在的變數是多樣化(如宗派傳統、堂會大小與服務類別、會眾教育水平與職業、堂會歷史、事工模式、社區需求等)，所謂「一種尺寸不會適合所有人」(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想像一下，一間資源豐富的大型堂會牧者與一間掙扎求存而棲身於公屋的小型堂會牧者，兩者牧職要作出適切比較，就先要找出雙方共同認同的量度準則，才能成事。有些堂會只有一至兩位牧者，差不多每周要講道，另一間中大型堂會有十多位教牧，可能數個月才有一次機會講道。到底講道評估是看講道數量或講道質素 ? 當教牧被編排講道次數少，而就其一年四次講道作出評核是否公允 ? 倘若牧者應徵時向聘牧成員表明個人強於牧養、弱於領導，及後因人事變遷，牧者被任命為「代堂主任」，其後執事會卻以「牧職評核」量度這位暫代牧者領導能力，此做法是否合理 ?

　　即或是同一堂會之內，有男女兩位教牧，一位負責長者、兒童與青少年，另一同工則負責職青、家庭與成年，因著受眾不同，量度標準更為困難。倘若堂會以分齡牧區的受洗人數量度，做長者事工同工肯定享有優勢。再以不同部門事工價值，如崇拜、培育、佈道、差傳、社關等，難以有劃一的量度，領導層又如何評核不同牧者的職事表現 ?

　　當堂會領導層把外界「非驢非馬」的評核制搬到堂會，淪為例行公事，各方為求交差，只會敷衍了事，已失掉了原來用作溝通與改進的意義。基本而言，堂會健康絕非單一因素造成，因此當堂會停滯不前或老化衰退，責任不應全由受薪同工承擔。執事會如要與教牧續約或解約，有其它方法可以採用，毋須借用「牧職評核」機制來處理。

中性評估工具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因應需要，過去至今提供若干中性工具，如「性格評估」(Personality Factor Profile），幫助教牧與信徒領袖知己知彼，辨識個人工作形態。這是一套科學化自評工具，教牧自行於網上作答，得出一分28頁詳盡報告，再經受訓同工講解，有改善個人技能空間。

　　另一工具則為自然教會發展的「使人得力測試」(The Empowerment Test)。牧者邀約6至8位同工或共同事奉的信徒領袖，透過網上他評，評估個人領導方面的強與弱，從而有所改進。

　　這些評估工具，最好由牧者主動採用，非來自執事會壓力，謀求個人職事的持續改善，透過不同人等的客觀反映，作出適切的反饋。

結語

　　曾有人問品質管理大師戴明博士(W. Edwards Deming)，若不做「工作表現評核」，由何取代 ? 戴明博士的答案就是 :「教練 !」適當的教練指導，能提醒教牧於牧職作出改進之處，此類面談指引對年輕或新上任的教牧有莫大幫助。宗派或堂會可安排沒有利益衝突的資深牧者，作「友師」(mentor) 或教練 (coach)，與牧者建立信任關係，有互動的交流與提醒，從而帶來牧者更健康的成長 !

　　筆者自2001年1月已就此課題，刊登文章數次，表達個人立場，反對引入此機制；如今有公信力的《哈佛商業評論》同樣質疑這項機制的成效。當機制失去效用，或不合時宜，堂會就不要採用，否則只會對牧者與堂會帶來更多傷害與不信任 !

　　「香港教會普查」始於1989年，每五年進行一次，至今已歷六屆。本文將透過比較過去四屆的數據，從「堂會」、「信徒」、「教牧」和「事工」四方面分享過去廿年（1999-2019）以來香港教會的變化。由於2019年數據稍後收集與整理，本文主要以1999至2014四次「香港教會普查」數據，作為描繪香港教會生態變化的指示。

「堂會」增長

　　香港華語堂會數目增長的高峰期，反映於1989至1994這五年間，堂會每年平均增長率為3.9%。之後各屆「普查」發現堂會的數目雖有增加，但增長率卻明顯放緩。

　　如圖1所示，過去20年以來，英語為主要崇拜語言的國際堂會在數目上卻有明顯的增長，由1999年的36間增加至2014年的60間，且每屆的平均增長率皆保持在3.0%或以上，為整體香港教會帶來活力。

圖1：堂會數目，1999-2014年

　　若按地區觀察，則發現堂會的數目基本上是根據地區人口而增加。過去20年新成立堂會（開始崇拜年份為2000-2014年）首三名最多地區分別是元朗區（25間）、東區（21間）和觀塘區（20間），其中元朗區和觀塘區過去20年的人口分別增加了199,400和77,800人，全港排名第1和第3。

　　圖2描述1999-2014年各區平均每堂會需要服侍的地區人口數目，可見大部分地區的堂會增長，皆能應付該區的人口增長，惟西貢區和離島區，分別因將軍澳和東涌的新市鎮發展，人口增長速度超越堂會數目，可見這兩區仍有植堂的需要。

圖2：平均每堂會需服待的地區人口，1999-2014年

　　在這20年間，還有兩個類型的華語堂會在數目上明顯增加，一是大型堂會（崇拜人數500人以上），另一是使用學校場地作為崇拜用途的堂會。值得注意是，2009年前，主要增長是來自有基督教學校願意借出地方，堂校合作，由1999年的101間增加至2009年的203間。然而，2014年這類堂校只維持在200間，整體使用學校場地作崇拜的堂會增長，乃來自非基督教背景的學校（圖3）。

　　面對前景，堂會爭取空間，有場地可租借，就要善用，毋須放棄。但另一方面，要居安思危，要預早部署應變方案。倘若教育政策有所轉變，校方行政要配合，堂會使用學校場地作為崇拜用途的空間收縮，這些寄居於校或其它福利用途的堂會就要另覓空間，進行聚會。

圖3：使用學校場地作崇拜的堂會數目，1999-2014年

「信徒」變化

圖4：崇拜人數分配曲線，1999-2014年

　　圖4中橫軸為堂會數目的累計百分比，縱軸為該部分堂會的崇拜人數佔總崇拜人數的百分比。觀察各屆普查的崇拜人數分配曲線，可見這些曲線的弧度按歷屆有所增加，顯示堂會的崇拜人數愈趨不均。 　　就2014年整體教會的景況，顯示全港70.0%崇拜人數聚集於29.9%堂會之內。若把堂會崇拜人數及其會眾參與事奉比率，以散佈圖（圖5）呈現，可得出負斜率的迴歸線，即是堂會崇拜人數愈多，其會眾參與事奉比率則愈低，2014年的數據較2009年，呈現更大的反比關係。

　　大型堂會現象，從社會學角度檢視，滿足了當今消費主義的渴求。對會眾而言，信仰生活交由專業教牧悉心打理，任何需用皆由堂會提供，一切鉅細靡遺。對那些不想事奉、或身心俱疲的信徒，大型堂會好處是保障個人的「隱姓埋名」，可獨來獨往，信仰極其私有化，只作旁觀者，消費服務便可。 　　大型堂會愈多，平均信徒參與事奉的比率相應減少，這是值得關注的現象。一直以來，中小型堂會的優勢，關係導向多於事工導向。中小型堂會往往於人才培育方面，能提供更多空間予信徒參與事奉，並非依賴專業教牧，部分信徒事奉一段年日後，感到不足，從而學習，樂意接受神學或相關培訓。按比例看，神學生來自200人以內堂會，每千名會眾全時間進修神學之人數，由4.8至6.5人，相對之下，501人以上堂會則是2.4至3.3人（2014香港教會普查）。

圖5：堂會崇拜人數及會眾參與事奉比率散佈圖，2009-2014年

　　信徒流失也是這20年間不少堂會面對的挑戰，只是此現象有惡化的走勢，2009-2014年有426間堂會出現信徒流失，較1999-2004年的212間增加逾一倍。透過比較各屆堂會人數平均年增率的四分一位數、中位數和四分三位數，即使那些人數增長的堂會，其增長率也按年下降（表6）。 　　從數據反映，香港整體形勢有利傳福音事工，無論是學校、公共場所、醫院、老人院舍、職場等，佈道事工有一定的成效。教會最大的挑戰乃在於牧養，部分信徒得不著適切照顧，再加上個人問題而出走堂會。

　　「離堂會」(dechurch)現象，反映這些信徒遠離堂會，卻非放棄信仰；這些受傷的、不滿的「離堂會」教牧與信徒，怎樣引導他／她們重建信任關係，重新投入教會生活，就是我們面前要思考與應對。

表6：堂會人數平均年增率四分一位數、中位數和四分三位數，1999-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