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一國慶，有一群教牧與領袖(名為「祝福香港復興團隊」) 刻意選擇於當日舉行「十月一日香港祈禱日」，呼籲信眾一起為國家與城市祝福祈禱。教會為在上掌權者代禱，乃是合乎聖經的教導，問題是帶領者歌功頌德式善頌善禱，抑或為暴政帶來的傷痛，認罪悔改，哀嘆祈求上主垂憐 !
《信念書》第五點 :「身為中國人，我們與中國整體人民的歷史命運憂戚相關。因此，我們不應單顧香港人的利益，也應在聖經原則下，關懷並參與中國的建設。我們期望中國廣大人民能充份享受神所賦與的人權自由，以致中國成為一個更秉行公義，人民生活豐裕的國家。我們更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民認識創造主真神，並享受祂所賜的救贖恩典。為此，我們願意盡最大的努力。」
一般來說，基督徒相信「政府的權柄是從神而來的，在政府應有的權力範圍之內，我們應當順服政府」(《信念書》第七點)。耶穌在世的職事是否「政治化」，在乎我們怎樣定義「政治化」。耶穌宣講「國度福音」，引進新的價值與標準，挑戰舊有的傳統與權勢。耶穌教導帶出「政治化」(廣義) 的涵義，就是「去除政權絕對化」(de-absolutization of the state)，否定任何政權或領導人把政權無限擴大。
積依路(Jacques Ellul) 對此有深入而獨特的神學反省，他理解國家與政權於歷史進程中，逐漸融合為一。政治現實往往是「國家」 (nation) 吞吃了「政權」 (state)。正如有些論述認為掌權的「共產黨」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代表中國(筆者不在此詳細討論)，國家確是大過政權，朝代或政權會替換。從信仰角度理解，地上任何國族政權皆會變更，只有上主國度永存(但二21)。
任何掌權者必假「國家」之名，使其政治權力理所當然地鞏固與擴展。隨著科技的進步，「官僚專政」就是權力的必然發展；無論是民主國家或威權國家，掌權者把政府的手腳越伸越長，管轄範圍越來越大。在「大國小民」形勢下，公民原先享有的自由(言論、出版、通訊與集會等)，隨著國家安全、民族利益、社會和諧為主調，個人空間正被打壓。
積依路進一步採用《啟示錄》象徵敘事，形容政權如同「海上而來的獸」(啟十三1-10)，歷史的審判必然臨到任何一個把本身絕對化與偶像化為不容挑戰的政權。「政府的功能應完全以人民的幸福為出發，以人民的意願為依歸。」(《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註釋，45頁)。
當國家或政權能限制本身，施政為民，權力管治是寬容與尊重，自然得著國民的認受與支持。倘若國家或政權看重是權力的無限度發展，不受監察與制衡，積依路就理解國家機器會淪落為「獸」的罪行。國家權力會肆無忌憚地侵犯公民權益，成為暴政。
積依路借用耶穌堅決拒絕向魔鬼的權力屈膝，表達「上帝的政治」與「人間的政治」截然不同，上帝「聖言」把任何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如民主政治、威權政治等)相對化，也把一切掌權者「非神聖化」(desacralized)，掌權者或國家不能偶像化，它們本質是俗世性，有其局限。面對國家權力走向「全權化」(totalitarian)，積依路建議的革命並非改朝換代，由新政黨或反對派取代執政黨，乃重申「個人自由」(personal liberty)與國家政權的抗爭。
最近，內地王怡牧師被監控與被商禁離境，發表了〈我對時局和教會使命的三個意見〉: 「中國政府近年來努力推行和扶持的『基督教中國化』政策，以及對『政主教從』的中國傳統的強調，以及因此而來的拆毀教堂十字架的運動、在教堂內外安裝攝像頭、『五進五化』等政策、以及對教會的兒童主日學和教會教育的打壓等，都是與整個人類社會的價值觀背道而馳的，不但全面違背了中國憲法、赤裸裸地取消和侵犯基督徒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是一系列直接向基督宣戰的敵對行動。」 ( 2017年9月12日)
當掌權者倡導「政主教從」，基督徒不能盲目順服。劉進圖於〈辨識真理〉明確說明 :「以研究羅馬書著名的有馮蔭坤博士和盧龍光牧師，二人對『保羅新觀』看法截然不同，但對羅十三1-7節的詮釋卻非常相似，認為經文並不支持無條件地順服掌權者。」( 2016年8月18日)
教會宣講不是「愛國先於愛教」的福音，也不是「否定國家與政權」的論述，乃是「滅掉冤仇」使人復和的福音。真正的愛國表現，既肯定國家的偉大成就，也批判政權的胡作非為。教會領袖要向掌權者宣告 :「一切權力都屬於上帝，也來自上帝，得到了上帝的許可，也接受上帝律法的限制 …… 教會尤其有責任，警告那些逼迫和限制上帝子民的信仰自由的政府，它們正在得罪一位至高而公義的上帝。它們的行為，正在為自己堆積地獄的烈火。」〈我對時局和教會使命的三個意見〉
倘若教會領袖不忠於聖經真理，不把聖經的「禍福之道」向掌權者宣告，同樣是失職與失信的表現。耶利米是真愛國先知，在於他敢向掌權者宣告上主的聖言；相反，假先知只會媚世阿俗地奉承 :「耶路撒冷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