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董家驊牧師悉心撰寫的《21世紀門徒現場》，這正是我想寫但未能有空整理的課題。當今華人教會，特別是福音派教會，明顯缺乏的不是聖經研究，乃是針對「場景」(context)有來自神學的認真思考。

　　本書不易啃，也不是一本趣味盎然、連續追看之讀本，卻是每位牧者、神學生、主日學教師、認真作門徒等人書架必備之參考課本。我預見華人神學院教牧學或實踐神學科目，董牧這本書必列為參考書目當中。大多實踐神學書本，針對場景是歐美白人上一代的教會，以華人教會現今「場景」書寫如此系統與廣博的，我真的遇上而可讀的甚少。《21世紀門徒現場》確實填補了華人教會實踐神學的空白，就這方向的「進場」研討，董牧這本巨著已作出重要貢獻。作者不迴避爭議，不簡單表明立場，乃透過神學框架引導讀者作出辨識。

坐井觀天

　　不少華人教會前輩領袖講論聖經與生命道理，講得甚對與正確，但忘掉了場景與文化已不再一樣。當教牧每逢悠長公假前，責備信徒為何寧願出門旅遊而不乖乖地留於教會聚會，肯定未能掌握現今處境的實踐神學。對「場景」的真實理解與辨識，正是當今華人教會同工普遍欠缺的，有些名牧名講員憑藉口才，生動地描繪「俗世」如何不濟，但他所形容的「世界」並非大多數人真實體驗的「場景」。

　　早些年間，有中產教會牧者表示「教會沒有貧窮問題，這不是教會要處理的議題。」從某個角度看，這位牧者是對的，因為他所受的神學教育教導他以「堂會優先」，他牧養的堂會確實沒有貧苦大眾，只有達官貴人。另一方面，這位牧者是錯的，因為他混淆了「堂會世界」等同「真實場景」。

　　筆者還記得十多年前出席香港立法會就「同性平權」課題的公聽會，福音派教會一方代表的發言，包括本人在內，對比另一陣營的論述，我們於公共空間表現是「失分」多於「得分」。那些慣於「堂會世界」發言的教牧領袖，為何於「真實場景」論述時，多形像不佳，冒犯失言 ? 當領袖越狂熱地肯定某個倫理立場與論述，習慣以強勢言論宣示，或我們同樣採用對方的策略與手段來爭取支持時，這些偏失皆源自我們不曾好好「現場」思考 !   

　　對教牧而言，要學習不斷擴大「場景」，不坐井觀天，自困於小圈子群體盲思，敢於進場探險，退場思考，這正是董牧所言 :「神學思考無處不在」。

楚河漢界

　　董牧明確道出當前「神學理論與信仰實踐的割裂」，如同楚河漢界。筆者自全職事奉以來，曾主辦或參與無數研討會，每到公開討論環節，當問題去到神學院教授時，講員常常謙稱 :「對不起，我未能回答，這是實踐的問題，留待教牧來回應。」當台上講者是教牧時，他同樣謙稱 :『對不起，我未能回答，這是神學的問題，請神學院教授來指導吧 !」教會場景中，彼此尊重對方專長，不失為好事 ; 然而此種楚河漢界的分工，嚴重造成現今神學思考與教會牧養的分割。教牧可養懶腦袋，思考的責任就交予神學院教授吧 ! 

　　神學論述不能停留於只思只講，行動欠奉。正如董牧剖析「理論 - 實踐」並非單軌的直線行動，乃是「實踐 - 理論 - 實踐」的雙軌循環，甚至是不斷升階的螺旋式流程。神學的思考，部分來自神學院教授的專業研究，這是不容否定的，更重要部分則來自我們於具體場景面對的掙扎與思考。真正神學思考是「進場」，而非「離地」(或不接地氣)的抽象哲理，即具體地就當前困擾市民與信徒的課題，以神學來思考與整理。

　　華人教會常把神學看待過度神聖與絕對，神學並非聖經權威，也非有關上主及其受造世界的預先建構方程式。神學是可以錯的，也可以被新的理據來推倒昔。周聯華說得好 :「信經和教義都曾經過教會的討論和核准，所以限制較大；神學是比較個人的，責任自負，以致自由得多。」(《神學綱要》卷一，11頁)

　　神學只是不完美而有限的我們，嘗試「進場」就神與其所作之工，不斷進行的思索、禱告、想像、反省、經驗與行動。

渡海先鋒

　　回顧歷史，能夠產生深遠影響的神學，多來自這些門徒進到現場，就當前課題作長期認真的思考。以巴特為例，1911至1921年期間於薩芬維爾的改革宗教會事奉。當巴特進到現實「場景」，驚覺到過往的神學教育，未能具體對應會眾的需要，大多是來自工廠的工人。正如董牧描述巴特「對自由神學徹底失望」，他重新回到聖經，完成《羅馬書釋義》；巴特理解「神學所承受的任務，也是它應該及能夠達成的任務，就是服事教會，服事教會的主。」(《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38頁) 他更明言:「神學並非是神學家的私人專利，也不是教授們的專利」(《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39頁)。神學從來不是少數「菁英」的專利特權，任何門徒對其身處場景進行反思、批判與整合，便是「實踐神學」。

　　另一位敢於下海的門徒是莫特曼。當他於1953年抵達不來梅Wasserhorst改革宗堂會，莫特曼認識「堂會場景」會眾有四百人，多是務農畜牧，來自五十個農場，約有二千至三千頭牛。「我現在認識人們的神學，在他們的掙扎中，在應付生計中，在對死者的回憶與在對子女的掛慮中。」( Experiences in Theology，5頁) 莫特曼的神學並非抽象的思維，「它必須熱情地投入於會眾的生活。」(The Open Church: Invitation to a Messianic Lifestyle，14頁)

　　這兩位神學家指導我們 : 神學不能脫離「牧養場景」，它專注探討不宜是前人於某個神學框架未曾處理好的枝節，乃是要回應世人關注與提問的課題。筆者欣賞兩位香港神學工作者，分別是馮煒文與楊牧谷兩位前輩。馮煒文於六十至七十年代任職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他服事工人的場景，使他重新思考傳統教會只強調人是罪人的缺欠；人同時也是結構不義造成的「被罪者」(sinned-against)。馮煒文提出「被罪者」的神學理解，並對剝削人性的「結構性罪惡」作出批判。八十年代，能夠提出較為原創的神學理念，源自本土而能影響歐美的神學界，按筆者的認識，華人神學工作者之中，也許只有馮煒文能夠享有國際聲譽。

　　楊牧谷本身為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於本地多間神學院；自1987年起，他全時間從事寫作，「進入現場」來回應時代課題。楊牧谷以香港為本位「做神學」，早於1983年撰寫文章〈本土神學的回顧及前瞻──復和神學芻議〉（收錄於《一九九七與香港神學》），回應香港九七回歸的挑戰。就香港前途問題，他於1987年寫了四十多萬字的《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倡議以「復和神學」處理中國與香港之間的種種矛盾。

開往水深

　　按著人性，不進場的袖手旁觀或議論一番，對門徒而言是絕對安全。倘若要開往水深之處，凶險難料，甚至會引發別人責難，確是考驗我們的信心與勇氣。

　　進場本身是有挑戰的，聖經畢竟沒有針對每一獨特場景，提供詳盡的說明或具體行動方案，這正是引發我們要有「實踐智慧」」的契機。真實的牧養起始點不是抽象的神學理論，乃是由真實「場景」引發而有的思考與探索，我們才能「通達時務」，育成「實踐智慧」。

　　筆者信奉真實的神學是「又做又思又講」，即是門徒並非有了正確答案，安心去做，乃是在不確定的場景中，我們如韋爾斯(Samuel Wells)形容為「現編行動」(即興行動Improvisation)，重要是「在場」非「離場」，「邊學邊演」。 

　　董牧介紹Gerben Heitink建構信仰實踐的三重層次 : 個人、教會和社會。無論是離婚、墮胎、同性婚姻、宗教自由、經濟公義等公共議題，大多場景是教會領袖把個人與教會的道德要求，一視同仁地套用在大多數不道德人的社會。

　　董牧整理前人智慧，引導我們參與的「牧養循環」: 描述當下(經驗)、探索處境(探索)、神學反省(反思)與更新實踐(行動)。作為實踐神學的方法，這個「牧養循環」有助我們由淺入深地發掘下去。科際整合指向我們面對課題愈來愈複雜模糊，不是某個專科能獨自解決，需要跨界跨科共同對話與互動，才能有「實踐智慧」。

　　門徒投入於真實「場景」做神學，確會有犯錯的可能。面對極度分化又對立的世界，無論個人與家庭、教會與社會，皆呈現張力，我們不知如何應對。當前華人教會的挑戰，不在於「講神學」，乃在於門徒能各按場景來「做神學」；至於做得好否，留待歷史作出評價。

　　惟有神學處理的內容，不與群眾的具體生活割裂，對民生困苦有「進入現場」的體驗，我們的提問與回答才有價值。教會內的的信仰實踐，不是糾纏於實踐先或反省先，而是實踐與「退場」反省，兩者不斷交替進行。

　　筆者誠摯推介此書，求主引導更多門徒「進入現場」，活出福音，我們能在世而不屬世地榮耀三一神 ! 

(文章收錄於《21世紀門徒現場》之推薦序。)

2019年6月11日筆者與董家驊牧師(左前)一起午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