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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評論:當疫病鳴鐘時


  甫進2020年,港人經歷比「反修例運動」更難應付的是「武漢肺炎」。這趟來勢洶洶的疫情,帶來內地與全球確診與傷亡數目,肯定高過2003年的「非典」(沙士)。身處亂世當中,很多事情發展在我們預期以外,教牧與信徒要學習適應混沌不明的形勢,不確定下繼續前行。

  本港不少信徒存有美麗的迷思,就是安定繁榮、遠離災難;如同畢德生(Eugene Peterson) 所言 :「我們渴想的生命是安全與舒適的,我們渴想事物受到控制,我們極想排除邪惡、危險及災難。」(Where Your Treasure Is)。現今無情的「武漢肺炎」肆虐,我們發現原來的信念難以對應世事的荒謬 !

  面對「武漢肺炎」,我們對「 無能、無信、無德的林鄭政府」(周永新語) 感到忿怒、無奈與失望,又對隨時入侵的病毒心存疑慮與恐懼。筆者不期然想起約翰鄧恩 (或譯約翰多恩、唐約翰,John Donne,1572-1631),這位英國著名詩人兼牧師,乃是疫境中與我們同行的良朋益友。

直視死亡

  「武漢肺炎」不會歧視人,無論乘坐郵輪或高鐵,是傳道聖工或酒樓廚房,皆會中招。疫潮下你和我,面對真實死亡,均是何等脆弱。

  也許沒有一位牧者像鄧恩一樣,於他的講章及詩集賞常常談論死亡。鄧恩來自虔誠天主教家庭,博學多才的鄧恩,雖擁有牛津、劍橋名校學歷,卻鬱鬱不得志,不受重用,人生理想難以實現。鄧恩改信基督教,才有更為平坦而光明的前途。1615年,他被聖公會按立為牧師;1617年,愛妻安妮病死,她先後為丈夫生了12名孩子,其中5位在嬰孩期夭折。1621年,鄧恩擔任倫敦聖保羅座堂的主任牧師,期間18歲女兒不幸離世。

  1623年,鄧恩遇上疫病,醫生診斷為致命,他被迫暫停牧職。鄧恩體弱,甚至不能閱讀,他於個人與社群苦難的反思中,寫了23篇散文,題為《喪鐘為誰而鳴:生死邊緣的沉思錄》(原為《在緊急際遇中的靈修》(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1624年出版),成為歷代瀕臨死亡之人的安慰。〈沉思第17篇〉(Meditation XVII)是其中一篇,海明威(Hemingway)小說《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書名出自這篇文章。

  《沉思錄》共有23章,每一章分為三部分,分別是「默想」(Meditation)、「勸告」(Expostulation)與「禱告」(Prayer)。「默想」部分是對由病引發問題的深思和反省;「勸告」是作者與神的對話,既有娓娓的傾訴、也有約伯式質問,更有痛徹心扉的懺悔;「禱告」是向上帝感恩和祈禱。

  鄧恩親身經歷疫病死亡的威脅,「最初 ﹣被困於床上,擠出一些沒有回應的禱告,苦思著死亡,反芻著罪咎 ﹣他無法從恐懼中找到解脫。」在與神爭論的過程中,多恩的思考逐漸從「誰引起疾病?」、「誰帶來天災?」轉而默觀神,信靠上主。「最重要的並不是他的疾病究竟是一種管教,抑或純粹是一種自然現象……因為到最後,信靠代表了對上帝的適當恐懼。」《靈魂倖存者》

  侯士庭(James Houston)指出,當我們拒絕「死亡意識」(death-awareness),就會帶來生命的虧損。他評價鄧恩的默觀死亡 :

  「他知道死亡的主題是奧祕,無法歸入哪個類別。他最後的講道詞〈死亡對決〉(Death’s Duel)可能擬於預期自己生命即將結束時,內容根據詩篇六十八篇20節:『人能脫離死亡是在乎主耶和華。』他堅定地強調,死亡必然發生在上帝作為救主的至高主權之內,這個最後的出口(exitus mortis)要領我們走進神聖的釋放(liberatio a morte)。我們本於自然而還是怕死,但死亡促使我們加深對上帝恩典的信心:

我因害怕而有罪,害怕當我編織了 最後一縷線,就要在岸邊消失; 求祢指著祢自己起誓,在我死時,祢的兒子 將照亮如今日,又像從前; 這樣做成之後,祢已成事, 我便不再懼怕。」

(《金齡教會的願景》,235-236 頁)

  「死亡意識」提醒世人,包括信徒在內,我們要知死,才能活好。我們不要如齊克果所形容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意識到自己的絕望」,反要「在絕望中想要做自己,抗拒的絕望,人意識到自己的絕望而想要努力掙脫它。」(《致死之病》

安慰盼望

  1625至26 年,倫敦發生瘟疫,死亡人數達35,417,而全國有多達68,596人。有人估計倫敦死了三分一人口,而逃往它地的也有三分一。鄧恩於聖保羅座堂10年牧職,先後面對三次疫潮,他仍然忠心牧養,守護講壇,宣講聖道,安慰人心。

  面對瘟疫,鄧恩與其他教牧不同之處,他們多以罪的審判來唬嚇會眾,鄧恩不否認瘟疫可能是來自上主審判,但神的憐憫常臨到受苦子民。他的講章注重安慰、平安與盼望。鄧恩不是神學家,他的宣講按照其傳記作者Izaak Walton 描述:「他的信息從講壇而出,宣講帶有眼淚。」聖保羅座堂會眾感受鄧恩牧師講章背後的人性掙扎與張力。鄧恩於對立的爭論中,總是走中庸溫和路線。悔罪與救贖、生與死、人與上帝的關係成為他後期作品的主題。

  鄧恩前半生放蕩不羈,反映於其詩詞裡;後半生喪妻、喪子女、經歷貧窮、身患疾病,更要面對疫病與死亡的真實。他一生經歷困苦逼迫,遭人誤會;但鄧恩常常回到聖言,默觀基督受苦的事蹟;他的牧職就是教導會眾培養死亡意識,從而擁抱基督之死,不再畏懼肉身之死。

  世界在鄧恩眼中,乃是病入膏肓,走向滅亡。身為教牧,鄧恩形容自己帶著垂死樣式,熱切勸勉會眾直視死亡,投靠基督。現今,面對疫情,生死未卜,基督徒能從容應對,不畏懼,不膽怯,以愛來祝福世人。

  鄧恩生命,多經苦難,他留下的詩文、祈禱及講章,成為無數人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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