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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勢牧言:作好準備、迎向變革



此文是修訂自《2023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的「總結」部分,讓讀者能從中直接得知是次研究成果的撮要論述,有概略的了解。然而,十分鼓勵大家細閱整份研究報告,從而掌握這次研究的前因後果,幫助你對整體香港教會在這數年間的發展,作出更深入的思考及延伸討探。


一.「堂會改變現行的運作模式」未必能發展成趨勢


量性問卷的結果:整體「態度積極」的堂會(包括「已有計劃」和「正在考慮」的堂會)數目有所減少,「不會計劃」的堂會卻有所增加。


質性訪談的結果:對於從「正在考慮」轉變至「不會計劃」或「未有考慮」的堂會來說,未能改變的主要挑戰包括會眾暫未擁抱異象而未有參與,或是因未接受裝備而未能參與,都不是短期能解決。現時疫情過去,堂會的一般運作已沒有太多限制,要促成改變或許需要等待下一個時機。


綜合而言,研究組認為現有數據上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堂會考慮改變現行運作模式能發展成趨勢」這一說法。



二.堂會對「改變現行的運作模式」的理解


質性訪談的結果:堂會對「改變堂會現行運作模式」的理解,主要是把聚會形式改為彈性地點/分散式聚會,甚少提及堂會的外在結構或地方使用。此外,「已改變堂會」會把信徒領袖的培育及社區服侍,同樣視為運作模式改變的一部分。


質性訪談的結果:會眾的參與程度對堂會能否改變有重要的影響。信徒領袖的培育和社區服侍,正好能為會眾分別提供裝備和分享使命/異象的機會,降低會眾參與的門檻,促成聚會形式上的改變。


故此,可以把「信徒領袖的培育及社區服侍」視為第一階段,「聚會形式」視為第二階段,把兩個階段合起來才可算是一個完整的「現行運作模式」。



三.與「改變現行的運作模式」有關的因素


這些因素可分為「直接相關」和「間接相關」。「直接相關」的因素可再分為「前因」、「後果」、「助力」和「阻力」。


至於「間接相關」,指的是因素之間在統計上呈現相關性,但實際上它們並沒有直接的相互影響或因果關係。這種相關性可能是由於存在其他共同的因素,而不是兩個因素之間的直接影響。


直接相關因素1:前因


前期分析的結果:「已有計劃」堂會較多曾關注雨傘運動。


量性問卷的結果:「已有計劃」堂會較多在「講道內容間中提及會眾可能因信仰而遭受逼迫」。


質性訪談的結果:最多堂會提及的是與政治相關的原因,尤其顧慮國安法的執行或其他宗教限制。


綜合而言,堂會考慮改變現行運作模式的主因是政治。至於疫情,不但前期分析和量性問卷的結果皆沒有提供支持,質性訪談的結果也傾向認為只是一個助力。


直接相關因素2:助力


量性問卷的結果:「已有計劃」堂會較多擁有運動型態的特徵。他們「強調現在與未來,較少強調過去慣常的做法與經驗」,也會「靈活且迅速改變以回應需要」。這促使堂會能夠果斷決策並推動改變。


質性訪談的結果:「已改變堂會」中,服從或擁抱異象的會眾佔多數。此外,「已改變堂會」面對不願參與「改變」的會眾,他們傾向連結能夠連結的人。這為量性問卷的結果,「已有計劃」堂會較多不同意「堂會感覺像個合一的整體」,提供合理的解釋。


直接相關因素3:阻力


量性問卷的結果:「不會計劃」堂會較多擁有體制型態的特徵。他們「重視決策由規則、法條與程序主導」,也「注重緩慢穩定而非快速的轉變」。這呼應質性訪談中「未能改變堂會」一層接一層的繁複商討,以及重視共識的特徵。上述特徵阻礙了改變的推行。


質性訪談的結果:人手緊絀、會眾的參與度不高是「改變」的一大挑戰。背後的原因是會眾未看見/不同意有「改變」的需要。這呼應了量性問卷中,「不會計劃」堂會較少崇拜人數減少的結果,也印證了前期分析中的猜想2:「不會計劃」堂會在崇拜人數缺乏危機感,也就少了一個誘因去作改變。


直接相關因素4:後果


量性問卷的結果:「已有計劃」堂會較多同意「創新的意念能從會眾中自由醖釀誕生,且由整體共同執行」,呼應了質性訪談中,推行改變後會眾變得自發和主動的結果。


質性訪談的結果:「已改變堂會」會把信徒領袖的培育及社區服侍,同樣視為運作模式改變的一部分。這為前期分析中的觀察3提供解釋,為何「已有計劃」堂會較多評價「查經/聖經課程」不是首五項培育需要。


最後,儘管堂會的一般運作已沒有太多限制,「已改變」的堂會也不考慮恢復過去慣常的聚會形式。至於「未能改變堂會」則全面「復常」。


間接相關因素


前期分析的觀察1「積極回應社會運動」是一個間接相關因素,由共同因素「關注雨傘運動」引起。


量性問卷結果中的新觀察3「堂會成立的社會服務單位/提供的社會服務」同樣也是間接相關因素:


  • 成立長者中心/提供長者服務的堂會,會眾結構中年長會眾比例自然不少。質性訪談的結果提及,長者在適應新模式時有更大困難,因而間接影響堂會改變現行運作模式的意願,不再強行推動改變。

  • 就業支援服務、成長導師計劃、上門探訪和提供各種生活物資援助等服務,所需要動員的人力資源比較多,這主要是因為受助者地點分散,以及服務性質需長期委身。質性訪談的結果提及,「未能改變堂會」會眾的參與度較低,或是無力長時間維持事工。這為「不會計劃」堂會較少上述社會服務提供了解釋。



四.結語


毫無疑問,考慮未來有可能出現的宗教限制,彈性地點/分散式聚會是其中一種出路。可是,成熟信徒領袖的數量,以及會眾對堂會異象的擁抱和參與程度,都很大程度左右著這種改變能否成功。


然而,改變與否並非好壞之別,乃是堂會需要依據會眾結構、核心價值、型態傾向,認清自己此刻的方向和使命,不盲從為變而變,十分關鍵。


此外,是次趨勢研究在探討堂會的變與不變之間,更揭示了一些堂會曾經考慮,只是在嘗試過後於此刻未能改變。因此,現時已沒有宗教聚集《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聚集)規例》的限制,這些堂會已回歸過去慣常的聚會形式,這方面值得我們注意。


當然,這並不代表這些堂會將來不會改變。按「已改變堂會」的經驗,「未能改變堂會」其實正處於改變的準備階段。換言之,當堂會持續幫助會眾辨別恩賜與召命、釋放異象、提供裝備和培育、鼓勵賦權,一個又一個成熟且自發的領袖便得以建立。在常作準備的狀態下,堂會便可積極地等待下一次的時機或危機來臨,到時便能自然而然地踏入變革的實踐階段了。



作者為梁國全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劉梓濠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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