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牧言:網絡崇拜點「算」好?


一項需小心解讀的數據


  「2021逆境中香港教會跟進研究」發現,在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首四波疫情期間(2020年1月至2021年5月),堂會每周崇拜聚會的平均出席人數呈現一種U型走勢 —— 初期明顯下跌,中期轉為穩定,後期逐步恢復。(圖1)可以想像,隨著時間和經驗的累積,堂會逐漸掌握維持網絡崇拜的所需技巧和技術,甚至優化,如此看來,這種U型走勢仍合符現實。


  出人意外的是,2021年5月份的數據。當時第四波疫情完結,政府放寬宗教活動參與者人數,限制在不多於該處所作為崇拜地點通常可容納人數的30%。堂會在恢復實體崇拜的同時,仍維持直播作網絡崇拜。若單純把實體崇拜人數181,664人和網上直播109,047人相加,總人數為290,711人。這人數不但高於2019年12月疫情開始前的248,183人,甚至高於2019年3月反修例運動爆發前的268,822人,直迫2014年3月雨傘運動出現前的305,147人。這似乎有欠真實。本文將分享有關網絡崇拜人數的統計方法,成為閱讀「簡報」時的參考,減少日後出現數據誤讀的機會。


圖1:疫情期間堂會每周崇拜平均出席人數


為何不宜直接相加?


圖2:堂會統計/紀錄/計算網絡崇拜參與情況的方式



  堂會之間的具體統計方法即使有別,但實體崇拜人數一般而言都是「數點」出來的。然而,圖2顯示僅22.3%的堂會採用本身的方法(包括網上點名表、由教牧同工或小組組長事後查詢等)計算網絡崇拜的人數。這與當崇拜遷移到網上時,維持「數點」的難度就隨之而增加有關。


  取而代之,逾半的堂會依從直播軟件反映的數目作人數紀錄,其中約三成於崇拜期間特定時間點(如崇拜開始後15分鐘、講道期間、講道結束等)作紀錄,另外兩成堂會則於崇拜結束一段時間後(如24小時後)作紀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軟件只能反映觀看人次,而非觀看人數。而人次與人數之間也沒有必然的換算或大小關係。舉例,一對夫婦參與崇拜較多是共用一台裝置進行,這樣一次觀看的背後代表的是兩個人。若堂會崇拜結束與作紀錄的時間之間足夠長,則一人重覆觀看多次的情況亦變得可能,使人次與人數間的關係變得更複雜。


  這樣看來,網絡崇拜的觀看人次才是較客觀、準確、具參考價值和可比較性的數據。這也是「跟進研究」問卷先問及人次的原因。同一時間,研究組成員相信經歷一年半的時間,某些堂會有可能漸漸發展出一套估算及比較崇拜人數的方法,供其報告(如會友大會、宗派報告等)之用。這些經堂會修訂及估算的「人數」雖屬主觀數據,但卻提供了「人次」與「人數」之間的比例這一重要數據,讓研究組可基於堂會的規模與進行網絡崇拜的方式,分層推算餘下18.4%沒有統計崇拜人次或人數的堂會。


  需知道當使用的統計方法不同,推算出來的數據就會有不同程度的誤差,直接相加更會把誤差進一步擴大,降低其參考價值。故「簡報」採用了折衷的做法,把兩類崇拜分別列出,只作實體與實體、網絡與網絡之間的比較。


其他可能的解讀


  相比「堂會崇拜人數幾近重返傘運前水平」的結論,2021年5月的數據較可能反映「逛教會現象」(Church Hopping and Shopping)的流行。由於疫情導致網絡崇拜廣泛存在,跳到不同的堂會參與崇拜,甚至追聽特定講員的訊息都變得更容易。個別會眾可能收聽某牧者的講道幾分鐘後覺得不合心意,就在搜尋欄另覓一間堂會。筆者不評論這種現象,只從研究的角度說明,現在已與疫情前那段僅有實體崇拜的時期不同。畢竟移動的時間成本明顯減少,就算等待自己堂會的崇拜完結後才開始觀看其他堂會的講道錄影,這也有機會被計算為觀看人次/人數。這種「逛教會現象」愈流行,崇拜人數就愈被放大,故解讀數據時需格外留意。


  另外,2021年5月的數據也可能反映移民會眾(包括移民已久)未能融入當地的堂會。網絡崇拜的出現使他們可繼續於網上參與/重返香港堂會的崇拜(甚至小組),聚舊之餘又能維繫/重建信仰生活。除非堂會刻意標識崇拜參與者的IP位址(網際網絡協定位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或採用網上點名表等方法加以區分,否則這群移民會眾也是解讀網絡崇拜數據時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


結語

  網絡崇拜於疫情發生後才變得普及,其研究方法與解讀跟實體崇拜亦有明顯的分別。在便利與準確之間,筆者鼓勵堂會選擇在崇拜期間特定時間點,依從直播軟件反映的數目作紀錄。至於如何辨別各種可能的解讀,則需要其他不同來源的研究報告,以拼湊出更完整圖畫作參考。更重要的是,當上述數據顯示整個參與教會崇拜生態正在改變時,堂會的牧養方面又怎樣做到更適切?這需要堂會進一步探索。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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