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評論:從《信念書》看香港教會走過的道路


引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期,香港社會正經歷中英香港前途談判、政制改革及基本法的諮詢等多項重大社會變遷,香港教會在面臨這種不確定及充滿變數的社會狀況時,曾一反其保守形象,多次組織活動,表達基督徒對前途改變、宗教自由、以至政制方案的關心。(註1)

  郭偉聯博士於〈八十年代前期香港教會社會參與—《信念書》的分析〉準確地描述本土教會因著九七問題出現,政治問題觸及社會各階層,教會也不能置身事外。《信念書》之出現,不是教會領袖走在一起,如同1974年首屆洛桑世界宣教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at Lausanne),二千七百位參與者共同草擬及發表《洛桑信約》(Lausanne Covenant),乃是教會因著時局而共同定稿的信念陳述,如同1934年德國教牧與信徒公開表達的《巴門神學宣言》(The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of Barmen),回應當時面對的場景。


  「在香港史上,1984年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是年9月26日,中英雙方代表在北京草簽《聯合聲明》,標誌著兩國經過兩年談判後,終於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協議」(註2)。2017年中國外交部聲稱《中英聯合聲明》只是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約束力。香港回歸不過二十年,中國政府已不斷違背對港人原有的承諾,與1984年香港教會面對的情景已截然不同。

回應時勢

  1984年,二十七位同工經過多次討論與修改後,於4月16日的教牧會議,獲得八十多位與會者的認同,公開發表《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代表香港教會對時代轉變的共同信念。

  《信念書》於此份劃時代文獻緣起,明確承認:「一直以來,香港教會對政治及社會問題較少關懷,一旦遇上前所未有的歷史巨變,不得不重新檢討教會的社會角色,教會時代性的模式,宗教自由的涵意、佈道策略的適切性,以及對香港前途、中國未來建設及普世宣教的承擔等問題。」(註3)《信念書》嘗試成為針對時代的信仰探索及告白,期望「信徒作個人的反省及透過實踐體驗。」(註4)

  《信念書》只提供了信仰框架,沒有具體的行動方案,整份文件如郭偉聯博士總結:「在香港教會面對前途不明朗時,展現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心志,及嘗試整合神學思想與生活實踐。」(註5)

信念失傳

  《信念書》發表後,無疑引起廣泛關注,也得到教牧與機構同工的高度認同。然而,香港教會多是務實,一旦九七危機感過去,「馬照跑、舞照跳」,堂會如常聚會,《信念書》的內容不單沒有被深化,連同其十點信念於數年後已被大部分教牧與信徒遺忘。

  香港學生福音團契於1984年9月出版《時代信念考查》,主編錢北斗嘗試把《信念書》內容寫成查經材料,供堂會使用,達到信徒普及化。就筆者觀察,這方面成效不彰。





  1987年9月,楊牧谷牧師把「獻給一九九七後不願走和不能走的人」書寫成《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註6),某程度取代了《信念書》而成為新近的關注及討論。日後發展對大多只顧個人幸福安危的基督徒而言,無論是《信念書》或「復和神學」,都可能認為這些探討距離他們較遠,危機出現時有應急良方解決,回復正常就不用花時間探究了。








  1989年5月,北京爆發學運,其後發展為民主運動,直到六四屠城事件,這段歷史再次引發香港人的信心危機,香港教會的移民潮遠高於香港整體社會。六四風暴過後,大多香港大多基督徒不再激情,要移民的離開了,留下的也照常過教會生活。


  《信念書》只能於1984年在香港教會發揮短暫效用,五年後已不能具體應用於六四事件。《信念書》註釋人余達心於訪問中承認,「教會過去沒有深入探討面對政權、政教關係的問題……我們缺少 一 身分神學。」(註7)







  由於《信念書》要兼容來自不同神學傳統的教牧與機構同工,十點信念傾向陳述籠統、宏大與抽象化,從而爭取教會的認受。回顧歷史,不同年代的聯合聲明與宣言,也擺脫不了文本信息的稀釋化,為求取得更大的認同。也有論者批評1934年的《巴門神學宣言》過於抽象,而不曾具體回應1933年第三帝國通過的《公務改革法》之「亞利安條款」,沒有教導教會怎樣處理與猶太人的關係。惟獨潘霍華於1933年4月發表演說,表達教會面對猶太人問題應有的態度。






運動延續


  筆者1984年6月於播道神學院畢業,不曾參與草擬《信念書》的過程,只是其讀者。及後參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委員會(下稱「教新」)主辦的信徒禁食祈禱大會,首次主題是「禱告、見證、復興」(1984年7月29日),第二次是「為香港求平安」(1986年5月18日),兩場舉行地點都是港島伊利沙伯體育館。首次祈禱大會由下午5時至晚上9時15分結束,由十九位教牧與四間機構共同發起,有三百零五所不同堂會近四千人參與,可說是當年教會的盛事。


  1984年7月禁食祈禱大會之後,三十多位來自不同宗派的教牧成立教新,事工方向有四方面:


一、 探索過渡期中香港教會當走的路向;

二、 推動教牧、長執及信徒靈命及事奉的更新;

三、 探討及提供更新教會的模式,包括牧養、佈道組織、差傳及社會關懷等;

四、 鼓勵及建立教會並眾信徒群體間的溝通聯絡。(註8)

  教新關注更多的是堂會內部更新,從而有實力應對時代的變遷。因應時局,教新成功凝聚了香港教會一群教牧與機構領袖,透過交流分享、整理共識,為香港教會探索前路。九七回歸前,教新領袖呼籲教牧「留港」牧養,而非「溜港」移民美加英澳等地,某程度能穩定人心,幫助堂會平穩過渡九七。


  然而,九七危機一旦過去,教牧與信徒不再思考國民(港人)身分問題,信仰繼續私有化,甚至對政教分離有不少誤解。隨著中國和平崛起,大步踏進世界的經濟、貿易、政治、文化、體育、衞生、太空科技等領域,在國際政治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2003年,香港突然爆發「非典型肺炎」,同時期也有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的行動如七一大遊行等,這些事件引發了極大的衝擊。

  2004年,教新有感香港教會正面對社會持續的矛盾與對立,於是凝聚了一群領袖:余達心、余慧根、李錦洪、胡志偉、梁永泰、莫樹堅、陳喜謙、陳熾彬、陸輝、湛乃斌、劉少康、蔡元雲、鄧達強、盧炳照、蕭壽華、羅祖澄共十六人,嘗試延續《信念書》精神,探討回歸後香港教會的定位與使命。自 2004年1月12日召開首次會議,經過五次商討與修改,徵詢不同界別意見之後,終定稿為《共融與重建—香港教會使命》(簡稱《使命書》)。


  在討論過程中,草擬者期盼此份牧函並非針對個別社會事件而作具體回應,文本內容從大格局思考,看重的是更深層次的文化與價值探索。《使命書》不是具體行動指引,而是提供思考框架,供堂會與機構同工與信徒作為參考。《使命書》牧函於2004年6月公佈,再以「宣言」形式,精簡表達內容,7月12日於報章刊登,共有一百七十七位教會人士聯署。

  《使命書》剖析當時形勢,指出當前四方面的核心問題:心靈失連、被動倚賴、價值衝突與全球解構。對策方面,建議四項實踐的使命:生命結連、全民參與、文化共融與根基重建。從教會的反應理解,2004年風暴已過,一切回復正常,《使命書》喚不起教會的熱切關注與討論。

  隨著中國於不同領域的干預與滲透,香港社會正不斷轉變,大多教會領袖怯於形勢,為求安全,最好是明哲保身,只著重內部發展,少理政事,免得添煩添亂。教新已失去成立初期可以扮演的橋樑角色,凝聚整合不同意見。隨著教會上一代領袖安息主懷或退休,加上新世代反對「大台」的取向,香港教會已沒有任何名牧與組織能有效地結連各方,同心應對挑戰。

進場參與

  回望1984年至今,香港教會參與社會運動從來是「少數派」,多來自非建制組織領導層的教牧與信徒。當社會出現突發疫情、自然災害與經濟不景,教會適切地救急扶危,提供物質與心靈支援,這是教會的強項,也是大多堂會不分神學立場樂於參與。一直以來,香港教會無疑肯定傳福音與社關的夥伴關係,大多認同堂會提供服務。

  然而,當涉及結構性罪惡,要譴責社會政策的不義時,不少領袖往往受制於傳統或體制,顧忌過多,惟恐犯錯,寧可保持沉默。香港回歸前後,教會的公共聲音微弱,某些宗派為顧全大局而明哲保身,不敢挑戰權勢,迴避任何政治敏感課題。特區年代,香港教會就政教關係,再度掀起爭論,如應否選派代表進入推選委員會(1996年)、自籌國慶崇拜(1996年)、基督教界普選(1998年)等。

  2002年,政府計劃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引發社會與教會極大回響。由十五個基督徒團體合辦(教新為其一)的「國家安全與人權自由—基督徒對《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的回應」研討會(2002年11月23日),講員有陳日君、葉劉淑儀與筆者等,當日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擠滿了教牧、信徒與傳媒。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為數不少的教牧與基督徒也置身其中,反映基督徒的進場參與。

  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再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當中基督徒群體的參與,特別是反修例運動,肯定是繼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基督徒與教牧參與人數最多、宗派和堂會表達關注與支援最多的社會行動。筆者觀察更多年輕一輩的教牧與信徒敢於進場,守護真理,與民同行。這些基督徒不為本身利益挺身而出,維護港人核心價值,守護真理與公義的行動,得著大多香港市民的認同。教會成為教會,就是守護真理、良善與公義,不容政權以任何藉口剝奪與侵犯我們享有的人權與自由。發起連串祈禱會與支援行動的教牧組織,其後發展成為「香港教牧網絡」,並於2020年5月發表《香港2020福音宣言》。

總結


  1984年與2020年的香港,整體形勢已有所不同,最大分別在於中國因素。當年中國能克制本身,不過度干預。然而,自2014年以來,香港的高度自治已經逐步瓦解。面對強勢的打壓,一向標榜「和理非非」的教會,特別重視守法順服、理性溝通、安分守己等價值已失效,要重新建構其身分與神學方能應對。

  無論是《信念書》、《使命書》或《香港2020福音宣言》,皆是時代產物,也許是時候,我們要放棄整理一套宏大而無所不包的神學宣告,反而應為特定事件或課題,作出更具體、更配合處境的應對思考與行動方案。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事工顧問



註釋

1 郭偉聯:《自保與關懷—香港教會的社會及政治參與》(香港:宣道出版社,2014), 頁84。

2 邢福增:《變局下的徘徊—從戰後到後九七香港教會社關史論》(香港:印象文字,2018),頁170。

3 基督徒關心教會前景小組:《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 (香港:基督徒關心教會前景小組,1984),頁1-2。

4 基督徒關心教會前景小組:《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 頁3。

5 郭偉聯:《自保與關懷》,頁120。

6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香港:種籽出版社,1987)。

7 張玉雲:〈歷史變遷中的定位—從《信念書》看香港教會的時代承擔〉,《時代論壇》 第510期(1997年6月8日)。

8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委員會:「教新簡介1989-90」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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