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評論:我在「教新」的學習

  1999年4月,我開始於「教新」事奉,至2000年7月,我正式就任總幹事。當時由牧養堂會轉為機構服事,我曾這樣分享 : 「一方面可說是中年危機求突破與更新,另一方面又讓我在不同層面有更深更廣的學習。」(〈我來了「教新」,我會怎麼辦 ?〉《教新通訊》,1999年6月)



研究的學習

  初到「教新」,適逢1999年香港教會普查正進行中,在陸輝牧師帶領下,我也參與其中,進一步瞭解本港教會整體面貌。由1999至2019,我前後經歷了五屆香港教會普查,從客觀數據與個人接觸,或遠或近,了解香港教會這20年走過的路。

  自「教新」於1984年成立以來,曾主辦大小不同類型聚會,探討課題的闊度,我想這是我們獨特的貢獻。「教新」站在牧者位置,嘗試認真地思考與探討堂會面對各樣與牧養課題相關的挑戰,並從中累積資訊與經驗。

  倘若機構的角色只停留於「搞搞聚會新意思」,我曾這樣分享 :「就愧對華人教會下一代交賬」。透過長期的教會研究,「教新」所作的教會普查,可說是全球華語教會中獨一無二。我們以具體數據為教會把脈,向整體教會呈現實況與建議。教內有些人士否定研究,研究問題者不一定能解決問題。持續的研究,乃做實事,不是只喊口號。我們把香港教會該正視的問題,放在眾目睽睽之下,宗派與堂會領袖怎樣應對,就非我及同工可作之事 !

  2006年,在陸輝牧師、倪貢明牧師、鄧達强牧師等鼓勵下,我便報讀柏褀大學研究院(Bakke Graduate University HK) D. Min課程,前後經歷六年才完成,2012年取得教牧學博士。我一向主張自主學習與研究,這些課堂學習及田野調查,有助我整理知識,並透過定期書寫,把一些學習心得與教內同工分享。


領導的學習


  「教新」成立初期,曾訪問與研究若干新興模式的堂會;嶄新模式或事工哲學的行之有效,絕不可少是教牧帶有異象的領導。我來了「教新」後,透過與趙錦德牧師建立合作關係,推動教牧領導與健康教會。2001年開始「堂主任訓練」,歷經30屆,直到2016年結束。我們四位導師:趙錦德牧師、麥漢勳牧師、余慧根牧師及本人,每年辦兩期,每次限12位教牧。


  2003年,「教新」正式獲得「國際自然教會發展」(Natural Church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授權,在港澳等地推動健康堂會診斷,至今有超過300間堂會曾接受診斷,了解其堂會强項與弱項,並作出改進的建議。


  Ronald A Heifetz 提倡「調適性領導」(adaptive leadership) :「領導既是積極投入的(active),也是反思的(reflective);你必須在參與及觀察之間隨時轉換位置。」(366) 真實領導是進退適度,既入場行動,也要退場反思。2001年我與明光社等組成「基督徒反對賭波合法化聯盟」,我擔任召集人,開始學習如何與政府、政黨、新聞媒體與公眾人士接觸與遊說,直到2003年政府通過賭波合法化政策。


  2002年1月,一群教會領袖因應香港失業問題惡化,正式組成「教會關注失業行動」,至2006年改名為「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我也在其中為發起人之一,並持續地參與。2003年我與不同教內同工發起及組成「維護家庭聯盟」,關注同運對香港教會的衝擊。


  2013年我與其他人等組成「基督徒關注民主政改」網絡,思考佔中課題可能對教會牧養的影響。2014年9月「雨傘運動」爆發,我們應急組成了「教牧關懷團」,進到現場,關懷及支援有需要人士。到了2019年發生「反修例運動」,我也在其中作可作之事。


  這些不同領域的學習,豐富我的歷練,加深我對身處世界的認知,也包括對個人性格與限制的透視。

合一的學習


  「教新」的成立與延續,某程度標誌著香港教會的合一精神。「教新」定位於寬宏福音信仰,董事與同工來自不同宗派與神學傳統。教會常受困擾的兩個課題 :「政治」與「靈恩」,不同人等,各自有不一樣的取向。


  過往年日,我曾應邀於不同宗派教牧及長執聚會分享。就著不同課題,有些會批評我為「急進」與「前衛」,另一些則譏諷我為「保守」與「傳統」。合一的學習,表示我心存開放,樂意聆聽,並作出改變。我學習尊重差異,兼容異見,不要過度武斷與絕對。

  我曾出任兩間神學院(建道、中宣)院董,也參與香港華福區委工作;FES、突破、禧福協會、恩光使團、新興宗教關注事工等董事職位。不同機構團體的參與,有助我更能全面掌握香港教會整體生態。我看這些參與,也是某種學習;一旦職責發揮不大時,或有更適合人選時,我知道是時候要退場謝幕了。


結語

  轉眼廿年過去,我有些功課學得好,有些可能强差人意。我年底退休之後,仍會作研究學習,繼續書寫,也與教牧同工於風雨中同行,給予意見。我想放下職責,更能自由自在,不受約束為神發夢,作祂喜悅的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