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評論:我在國際教會事奉的日子 ——吳錦波牧師訪談



訪問:梁國全傳道(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受訪:吳錦波牧師(Island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牧師)


梁:梁國全傳道

吳:吳錦波牧師


梁:你是從小已在國際教會中成長的嗎?


吳:不。我是汕頭出生,但在香港長大。就讀的是普通的街坊學校,在九龍城的一間潮州人教會長大。大學畢業後有十多年時間於福音機構中事奉,從未想過將來會以英語作服侍。


梁:為何你會到國際教會事奉?


吳:事情由與太太一起往洛杉磯和蘇格蘭修讀神學開始,不過是短短四年的時間,就令我產生了不少連自己也不知道的改變。


  當我神學畢業回流香港後,就開始常出現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香港是我家,但香港又不是我家」。偶然我又會懷念那海外的家,不禁感慨香港變了很多。當與弟兄、好友相處分享時,縱然他們待我很好,但始終無法明白我的經歷與感受,於是那種「You don’t understand me!」的感受就越發強烈。  

  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原來是那短短四年的外國生活,令我接受了許多外地的文化。原來香港沒有變,但我已改變,變成夾在兩個文化的中間。其實許多從海外回流的人,當他們帶著外國的文化、視野和世界觀去重新思考或詮釋自己的身份時,他們就會經歷這種逆向文化衝擊(Reserve Cultural Shock)。我們當然不是外國人,但也不再是地道的香港人了。


  在尋找教會的過程中也遇到相似的困難,結果在多番嘗試下仍未能在華人堂會落腳。最後輾轉到了尖沙咀的一間英語堂會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也就是我現時事奉的堂會Island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的母會。

梁:按你牧養的經驗,參加國際教會的會眾是甚麼人?


吳:在我的觀察中,國際教會的會眾至少可分成六類。最容易想到的一類當然是外國人(Expats),包括歐、美、澳、中東、非裔等等。他們有不同膚色,也操不同的語言,但這類人事實上只佔國際教會的少數,加起來不超過10%。

  第二類是外籍華人(Chinese Expats),他們本身有華人血統,但在海外出生及成長,因工作或親人的原因回到香港,主要語言仍是以英語為主。

  第三類是本地出生的外籍人士,包括印巴裔,菲律賓,拉丁裔等等。他們在香港出生成長,不少更精通廣東話。


  然而,在國際教會中佔最多的是第四類,那些在海外留學或公幹後來回港的香港人,估計佔50%至65%。我們稱呼他們為「海歸」。在我教會中所有的聚會(崇拜、主日學、小組)都是以英語進行,但有趣的是一旦離開聚會的地方,在梯間聽到的盡是廣東話和普通話,這是很常見的現象。


  另有一類會眾是華人堂會不以為然的,就是國際學校的學生及家長。近十年愈來愈多這類家長把子女送到國際學校讀書,而當這批學生到了青少年時期,漸漸難以與華語堂會的同輩溝通時,就更傾向跟同學到英語教會聚會。於是當家長渴望跟子女上同一所教會時,就會一起遷到國際教會去。在我的教會中,95%的學生都是在國際學校讀書。

  最後一類當然就是本地香港人。他們從來沒有出國留學或工作,卻喜歡參與國際教會的聚會。所以總括而言,國際教會並非外國人教會,而是使用英語的本地教會。

梁:按你的觀察,一般人為何會選擇返國際教會聚會?


吳:當我問弟兄姊妹這個問題,他們普遍會覺得國際教會較不拘禮節(Casual),感覺輕鬆。他們會形容崇拜的氣氛較歡愉,也比較親切。在衣著和稱呼上也較少限制,例如教牧同工於台上講道不一定要打領呔,會眾與教牧對話時也可刪略稱謂直呼名字。


  華人堂會予人感覺常以對錯或好壞的角度去定性一些行為。當國際教會選擇捨棄這些價值判斷,而是單純視之為文化的不同,未信者到教會時就少了局促的感覺,反而多了一份親近和平等,使他們可以較容易表達真我。

梁:你的教會還有哪些具吸引力文化可與我們分享?

吳:為要令未信者覺得自己受歡迎,我們在崇拜的禮堂設計佈置上會較敢於嘗試及創新,致力塑造崇拜前後親切的氣氛。在講道中牧者除了會教導聖經真理以外,也會較敢於分享和表露自己過去的掙扎,然後神如何施恩扶助。這一方面讓會眾感覺我們坦誠開放,增加與彼此間的認同感,拉近關係;另一方面也鼓勵會眾,積極和正面地等候神。


  在牧養方面,我們著意投資兒童、青少年事工,我會稱之為撒種文化(Sowing)。因為這些投資在現階段是零回報,可能要等十年或二十年,甚至那些回報是在其他堂會中出現,但我們並不介意為上帝的國度去作這種投資,甚至會把一些明顯是被「佔便宜」的行為看作是一種恩典,一個服侍的機遇。

  另外我們重視參與,除了參加崇拜,也期望弟兄姊妹能加入屬靈群體,一同參與在服侍的過程中。我們強調在領受恩典的同時,也分享神的恩典,分享的形式可以包括奉獻,社區工作,星期日義工,宣教等等。較與眾不同的是,我們容許未信主的人參與一些合適的服侍崗位,這樣他們就能經歷一個信徒的生命,近距離觀察我們的言語和行為,從而引證我們所傳的信仰是否值得他們考慮。

  與此配合的是一種信任文化,我們的服侍會賦權給義工帶領,培養他們的承擔,也不需層層上報,同工有時只是扮演一個支援的角色。而且,與一般堂會先訓練後事奉的領袖培育手法不同,我們會讓弟兄姊妹先事奉,從中他們經歷裝備不足,就更願意和主動接受訓練。

  這種信任文化也適用於教牧同工團隊。同工獲得足夠的信任和自由,即使突然有一天不在辦公室,團隊只會認為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處理。一般在較傳統的堂會中,同工們做事都會較為謹慎,避免出錯,但在我們的教會中,會勇於嘗試不怕錯,著重創新和嘗試。即使中間有所出錯甚至造成失敗,我們反而會一起為「失敗」慶祝,再從中學習,探討可作改善的地方。  

  最後一種值得分享的,就是國際堂會獨有的文化。由於我們處於兩個語言、兩個文化的之間,我們在西方的文化和華人的價值觀中,兩者取其好,就成了我們的優勢。


(整理:劉梓濠先生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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