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評論:從區選後看地區堂會的社區關懷

  今屆區選勝出的政治素人有131人,佔民選議席28.9%。可以預見,區議員於明年1月1日的換班將會對整個社區帶來一股新的力量,教會宜於適當時機,與這群政治新人會面與交流,為日後合作,作好準備。

  過去,香港教會在社區關懷的實踐累積了一些實戰經驗,從代議政制帶來教會在社區民主化的參與,後有地區福音遍傳到城市轉化,而堂會對外開放提供社會服務則有超過六成,地區堂會確實作過很多不同的嘗試。如今,區選後的社區不再一樣,同時要面對這場未完的運動,筆者嘗試整理一些社區關懷的觀察與思考,從社區新情景、拉闊實踐及範式轉移,作出分享,拋磚引玉。

不再一樣的社區情景

  目前,地區堂會的社區關懷是較多採用以福音宣講為主導的模式,於社區發展及改革的參與層面,一向較為被動。回顧歷年香港教會普查,堂會成立小組關注社區問題的比率偏低,從2009年的5.6%下降至2014年的2.7%。另一方面,教會在社區關懷事工上一向是著重救助的角色,例如物資援助及探訪社區家庭等。然而,在今天整體社會的政治意識不斷提升的過程中,堂會關懷社區的方式確實需要重新思考,以致更貼近由這場運動所催化的社區民主化,我們宣講的全人關懷與當下民生,不會讓人感到教會是活在「平行時空」。

  在這次抗爭運動中,不少居民穿著街坊裝上街,沙田區、黃大仙區及將軍澳區等地區的市民,主動出來守護青少年、家園及社區,他們站於屋苑入口,走到附近廣場參與集會;連儂牆及「和你lunch」,在十八區遍地開花,亦有民間組織自發舉辦放映會,主動與居民對話,進行解說;地區堂會也有嘗試在爭議聲中開放予途人作休息站。香港人期待的民主改革相信亦會在未來的社區中出現,我們看到的社區情景已變得不再一樣。

  以荃灣二陂坊一帶為例,昔日堂會常常在這個四方框(Yi Pei Square)的貧困舊區服侍,開展關懷事工,牧養貧窮人士,在空地舉行兒童唱遊、洗樓探訪、祝福街道小商戶及舉辦小型嘉年華會等。如今,這個地方的一帶,在這場運動中發生很多衝突、暴力、開槍及傷人事件,行人與街坊途經此處不期然會想起這些情景,心裡仍存恐懼。筆者曾經在二陂坊服侍,明白此處品流複雜,過往在此小區出入上落仍會感到安全,如今此地方確實需要一份平安。此時此刻或下一步,堂會可以做些什麼?

  教會面對時代的轉變,地區政治變得不一樣,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次運動塑造了香港人對自我的身分認同,是人們事前沒有想到的。同樣,市民未來在社區的參與,對新任區議員的期望,相信彼此間將會有更積極的互動。地區堂會及教牧組織會否意識到要作出相應的調整,在社區的參與角色與定位,採取較為進取策略?

社區關懷的拉闊實踐

  第二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將福音宣講與社會服務定調為互相補足,社會關懷是教會的社會責任,「我們在此表示懺悔, 因我們忽略了社會關懷,有時認為佈道與社會關懷是互相排斥的。儘管與人和好並不等同於與上帝和好,社會關懷也不等同於佈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於救恩,我們還是確信:福音佈道和社會政治關懷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毫無疑問,《洛桑信約》(The Lausanne Covenant)對華人教會在這方面的實踐模式,有著重大的影響。

  斯托德於《心意更新的教會》一書,分享教會改變社會的六樣武器,包括祈禱、傳福音、榜樣、論證、行動及受苦。他在第五種武器「行動」所指的是社會政治行動,狹義是指政治家所參與的發展政策及綱領,廣義則是給所有人參與,「因為耶穌差遣我們到世上服事,我們所有人都蒙召作負責任的公民,履行民主權利,參與投票,並影響其他人選舉賢能,就時事發言和撰寫議論,參與公眾和平示威和見證,透過以上方式為社會作鹽作光。」(158頁)

  筆者認為,福音派對基督徒的社會政治參與是指向廣義的,較為個人化;教會與「政治」是保持一定的距離,卻仍有一些想像的空間。因此,教牧或信徒的參與是個人的事,與教會無直接關係。然而,在今次運動中卻有不少教會領袖撰文回應,也有一些宗派發表關注與呼籲,而且對這次運動帶來社會的各方面影響作出表態,超越了個人的層面。誠然,這次運動帶來教內的撕裂十分嚴重,不少信徒對於教會以往持守的「政治中立」論述,存在不少疑問,紛紛提出修正。

  關於「教會組織應當如何參與」這個問題,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提出可以與一些組織平台合作或透過他們來參與,「基於神學和實踐的理由 …… 有關社區發展和社會改革、社會架構等訴求,我認為一般而言,最好信徒還是透過專門的協會或機構去參與,而不是直接透過地方堂會 …… 以公義和憐憫這麼複雜的議題而言,一般教會長老、同工,通常無法有足夠的技能與時間來妥善處理。」(《21世紀教會成長學》,579頁)

  筆者同意教會不是政治組織或民間社運團體,教會領袖的知識、技能和時間確實是有其限制。就著提摩太‧凱勒所提出的可行參與,筆者有以下三方面想法。

  首先,地區教牧組織可以與一些專門機構合作推動社區政治的培訓,發掘有負擔的教牧及信徒,嘗試在社區的參與,為居民謀求生活的福祉,出一分力。正如有些堂會也會參與同屬一幢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提供地方開會之餘,成為委員及給予意見,盡上作為鄰舍的責任。

  與此同時,地區教牧組織可以設立社區營造小組,由較有恩賜的教牧帶領,與當區的區議員建立伙伴的關係,加强信徒在社區民生等問題上的關注,開放與不同團體合作的可能性,促進改善居民的生活。例如我們可以透過節期性探訪,從關懷個人到社區生活層面,了解住戶對社區問題的意見,如舊區的治安及衛生等情況,歸納整理後,向相關部門反映,提出解決的建議。其實,過往香港有些教會如柴灣浸信會及灣仔區教牧同工會等,也曾就地區事務的民生需要發聲及參與社區建設。

  此外,今屆有當選者以牧師身分參選,相比之前有人以神職人員身分參選的爭議,情況似乎不太一樣,這是否意味教會已逐漸接受教牧在社區政治層面的投身?迎向教會革新的浪潮,我們或已逐步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接納教牧及信徒在政治上的投身,參與社區改革。然而,我們對這些當選者又是否有給予適切的支持?

社區關懷的範式轉移

  在〈二0四七:是教會大限?是大機會?〉一文分享近日一項以牧者為對象的焦點研究,文中指出牧者們醒覺到範式轉變以改變教會的牧養,「他們認為要强調使命多於堂會,追求關係多於模式、建立地區絡網多於宗派。…… 雖有失望,卻仍努力尋找牧養教會的新方向。」文中所指的方向是有關普世教會及宣教神學範式的轉移(paradigm shifts)。(《時代論壇》,2019.12.13)

  陳健民在區選之後,分享了他對在社會運動下催生的新一屆區議員的期望,提出以「社區營造」取締過往「地方行政」的主導,促進社區民主化。

  「社區營造」的用語是較為社會學的,台灣教會較多採納此概念,社區營造强調進入居民的生活當中,建立深厚的關係,參與解決地區問題的過程,促進社區和諧。

  過去,香港的一些教會有推動「社區轉化」的概念,然而所指的改變層面與「社區營造」是有不同的,有關轉化行動若涉及社區政治則只會點到即止。社區轉化是强調信仰群體透過禱告與福音行動,去影響不同領域,轉化整個社區的屬靈氛圍,從而帶來社區及個人的美好發展,福音工作得以興旺。

  我們是否能在兩者之間找到共通之處?夏忠堅牧師在〈教會如何開始社區工作〉一文,認為教會在社區的宣教,不應逃避在社區營造的投身,「從宣教神學來看,教會推動社區營造是信仰的實踐。不過,從佈道過程和佈道策略來看,社區營造的主要功能在於:厚植福音潛力;建立佈道通路。因此,教會不宜近視短利,想要在參與社區營造的每個過程中加入佈道,以免欲速不達。」(《愛你的鄰舍 ─ 教會社區工作理論與實踐》,254頁)

  夏忠堅牧師為教會參與社區營造提出三方面的建議,以作平衡。首先是推動為社區代禱,奪回社區得靈魂的主導權。跟著,教會要善用佈道的通路,與居民在自然而然的關係及適切的時機中作佈道。最後,就是善用福音預工的潛力,透過參與社區營造的過程,獲得社區人士肯定和接納。

  香港地區堂會在「社區營造」與「社區轉化」兩者的神學思想與實戰經驗,能否透過螺旋式牧養循環的做神學過程(doing theology spiral),整合另一條社區關懷之路?仍有待從實踐中驗證。

結語

  今次的運動確實改變了香港,也許也改變了教會,普羅市民對民主的追求及民生政策的關注,力度比之前更大;信徒對教會在回應社會及社區的角色,期望也不再從前。作為使命群體,我們祈求上主看顧我們身處的社區,幫助我們在牧養處境中有更强的辨識力,持守愛鄰舍的信念,作出適切的行動,守望社區。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副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