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評論:糾纏不清的政教關係

引言

  華人教會 (香港、台灣等地) 一旦關注公共事務,談論政事,常出現不成熟的兩極現象 : 一是對社會發生種種涉及信仰價值之事漠不關心,拒絕進場;另一則是動員信徒「過度參與」,而帶來外界對教會行動的反感。

  每逢選舉投票前,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參選人必不放過任何機會,特別是宗教團體於當地有群眾基礎與影響力,參選人自然往堂會廟宇拉票拜票。當某些教會領袖也意圖借勢為本身宗教組織加增知名度,於是原來敬拜上主之聖殿,就淪為「權力膜拜」的祭壇。

耶穌不談政治 ?

  中文「政教分離」常望文生義,帶來誤解,有些牧者與信徒解讀為「教會與政治的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 politics),然而原意卻是「教會與政權的分隔」(separation of church & state)。

  當華人教牧誤解「政教分離」為「教會與政治的分離」,就會避談政治,政治被解讀為「污穢不堪」,事物一旦「政治化」就等同負面標籤,政治應該遠離教會。教牧與信徒不應談論政治,更不應參與任何涉及政治的行動 !

  斯托得(John Sott) 就政教關係有甚好的剖析。政治有廣義與狹義兩個層面。廣義的「政治」指涉「城市生活」(polis) 與公民責任 (polites);與人類社群的整體生活息息相關,政治就是社群共同生活的藝術。狹義的「政治」則關注管治與權力,看重政治選舉與政權的治理。

  從這兩方面檢視耶穌在世的政治參與,狹義而言,他從不組織政黨,也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有任何助選與競選公職的行動。耶穌從沒有直接干涉該撒、彼拉多與希律的施政,他甚至破滅了群眾的期望,成為公眾憧憬的「政治彌賽亞」。

  另一方面,耶穌的職事有其「政治化」,因為他進入世界,就是參與人類社群的整體生活。耶穌同樣差派門徒,走進公共空間,進場見證天國管治的在世意義。耶穌宣講「國度福音」,引進另類價值與標準,顛覆了舊有傳統與權力。因此,耶穌的言行帶來「國度政治」,上主國度臨在現實的政治世界,間接是「去除政權絕對化」(de-absolutization of the state)。任何時候,基督徒宣認 :「耶穌是主」,同時宣告人世間所有政權是短暫、有限與非全權。政府權力源頭是從上主而來,政治領袖要向人民問責,從而向上帝負責。

  柴斯特頓 (G. K. Chesterton) 分享 :「惟有我們相信神,我們才能批判政府。任何時候,上帝被取締,政府就會變成神。」教會的存在,其超然角色,從來不是配合政府施政,乃是監察政府;當政權走錯方向時,牧者與信徒提醒政府要重回正軌。政府做對時,教會予以肯定,政府做錯時,教會予以忠諫。

政教絕對分離 ?

  1986年香港有以筆名「辛維思」為名的教外文章,關注政教關係,引發教會圈子的熱切討論。香港教會經討論後,釐清政教關係的四種形態 : 「政」府機構與宗「教」團體、「政」治活動與宗「教」信仰、「政」治活動與宗「教」團體、「政」府機構與宗「教」信仰。

  這四層關係,相依共生,有重疊地方,也有分歧之處,既合又分,互相制衡,構成了基督教理解政教分離的共識。筆者嘗試以下表作為分析 :

  就第一層關係而言,「政」府機構與宗「教」團體,確立「政教分離」原則,表明「政」府與宗「教」團體各有其權力範圍,兩者互不隸屬。不同國家政府應按照憲法與法律保障宗教自由,公平對待所有宗教團體。

  再看第二層關係,「政」治活動與宗「教」信仰,入世的基督教信仰不能迴避政治,信仰價值必然彰顯於公共空間,才能作光作鹽。回顧歷史,美國貴格會推動「廢除黑奴」、英國聖公會與循道會參與「禁止販賣奴隸」、歐美門諾會倡導「反戰和平」運動等,乃實踐廣義政治。

  教牧宣講聖道時,指責不公義時,必然涉及現有制度的結構罪惡。當長執與會眾要求講員不要講「政治」,其實是放錯焦點;問題可能是講員處理經文應用時,論述過度偏頗。華人教會的傳統不輕易出現所謂「政治講章」,講者站於經文下面時,要宣告、要命令、要挑戰、要責備、要審判、要指示,必然與公共既有的結構產生張力,彼此衝突,這便是以祿(Jacques Ellul)書名所指「神的政治與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God and the Politics of Man)。面對全球經濟與政治權力的失衡,華人教會基於信仰反對地產霸權、反對官商勾結、反對政府强拆十字架、維護人權、維護婚姻與家庭、倡導仁愛、公義與民主等普世價值,並非違反「政教分離」。

  就第三層關係而言,「政」治活動與宗「教」團體,教會不可直接參與任何權力分配的行動,如教會組織動員資源支持某個政黨或某位獨立參選人。堂會與教牧要保持「政治中立」,鼓勵信徒投票,並為所有參選人一視同仁地代禱。就教牧參選與參政,不同地區的教會有其場景,不能一概而論。有些認為牧師參政會帶來牧職的混淆不清,有些則持開放支持的態度。

  以教會名義舉舉行公眾集會與遊行,反對政府擬訂的某些法案,如2003年香港有反對賭波合法化集會,2013年台灣「下一代幸福聯盟」有捍衛婚姻集會等。這些集會與遊行,無論課題是哪一個,公眾觀感乃是「政治活動」。有些時候,華人教會領袖會出現「思覺失調」,自我定性「道德議題」可動員教會群眾力量,殊不知任何議題放在公共空間皆是「政治活動」? 當若干領袖選擇某些課題如同性婚姻、墮胎、移民等,積極發言,卻對其它課題如人權、民主、環保、種族歧視等噤若寒蟬,這些選擇性參與,必會帶來迴響。

  最後一層關係,「政」府機構與宗「教」信仰,政府要尊重不同宗「教」信仰與其合法舉行的宗教活動,不可干預。任何涉及宗教的政策,不能由政府單方面作出界定與規範。政府的不作為,如同市場經濟一樣,就能保障宗教自由。當政府樣樣要管,包括宗教組織與運作,便會侵犯教會本身的正常生態,中國現時的宗教政策根本沒有西方的「政教分離」,只有「政主教從」的現實。

  總括來說,政教關係既分且合,既合又分,因此,教會要避免過度簡化論述的「政教分離」,這等同把信仰關閉在堂會以內,聖經對這個世界「無話可說」,一說便被視為「政治化」,我們的信仰變得更為淺薄,失掉了原有的深厚。

教會政治中立 ?

  教會的本質要保持「政治中立」。教會從來不是政治組織或壓力團體,不具有政治野心,也不依附政治權勢來推廣福音。教會領袖常混淆「政治冷漠化」(apolitical)與「去政治化」(de-political)兩者關係。我們身處的資訊社會,對政治冷漠只會使個人與社群的權益受損。教牧與信徒以真理與知識,辨識公共課題,不是信奉立場主導思考,乃是適當地把議題「去政治化」,就是我們所作的貢獻。

  正因教會本質的「超世性」,「政治中立」表明我們不是處於權力較重的一端,也不謀取權力來擴展本身王國,我們嘗試平衝「權力不均」的現象。如同蹺蹺板一樣,教會來來回回走向較輕的一方。當執政黨掌權時,教會站在反對派一方;一旦執政黨失勢,成為反對派,教會又同樣站在較弱的一方,這就是「政治中立」。

  聖經沒有明言何種政治體系或管治方式才是上帝合法授權,然而我們可透過想像力與理性討論,建構較為公義的「權力分配」。教會發揮平台角色,讓不同政見信徒能自由地就民主、人權與公義等,尊重異見,平等對話,這才是「政治中立」的踐行。

  當面對極權政治時,根本沒有「政治中立」,所謂「政治中立」其實是任由政權踐踏民間社團與宗教組織的自由。二戰時,德國教會就希特勒對待猶太人的「政治中立」,使教會失掉了其社會良知,歷史是不會忘掉的。

結語

  學者Richard John Neuhaus指出 :「教會的首要政治任務就是要成為教會」,教會要成為所有人的教會,教會必須是「多元的群體」(community of diversity),包括族裔、國籍、階級與政見。教會首要效忠的是基督信仰與使命,這不表示教會能「遺世而獨立」。現世教會一旦要忠於真理,就要暴露與指斥任何政權的濫權行為,不把政權或領袖偶像化。惟有教牧與信徒,不畏權勢「直話直說」(telling the truth)與「活出真理」(living the truth),這便是教會對地上政治作出最好的貢獻 !

(文章已刊登於《教牧分享》2020年3月號 : 公共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