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評論:從關注社會課題開始做起

「真正不同的信仰,是一種能指引我們世上生活方向的信仰, 並能形塑我們如何看待這世界,以及我們的角色定位。」 - 沃弗

《時代論壇》拍攝

  毫無疑問,香港教會經歷「反修例運動」的衝擊,比起「雨傘運動」的影響有過之而無不及。政治對立的情景導致的撕裂,無遠弗屆。

  可惜,不少華人教會採納「政教分離」的論述,試圖平息紛爭,情願避談政治,顧全表面關係,失卻真誠的分享,這種做法反而抑遏信徒的思考與表達,使他們不知怎樣面對,彷彿生活於另一個平行的時空,感到信仰離地。同樣,形勢比人强,不少牧者未能作出有效的調適,在宣講與教導方面步步為營,一不小心便會觸及雷池而中伏。然而,有些教牧願意嘗試,不怕遇到挫折,卻能逐漸看到轉化的曙光。

  從今屆普查來看,堂會在關注社會課題/社會運動或舉辦相關的活動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間。面對未來更多的不確定,我們要鼓勵搭建有關社會政治關懷的分享平台,引入討論信仰的公共性,多作嘗試及參與。

對話的空間

  根據《201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我們可以從堂會過去兩年(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參與全港性/社會關懷的事工或活動、其關注程度與應對,與及牧養的需要方面,得出一些觀察。

  有增幅主要是崇拜公禱、講道或主日學教導、探訪或服侍社區人士等,然而值得關注的是論壇、講座或出版,進一步下降到4.7%,意味著信徒之間研討與對話的機會亦相應減少。(參表一)

  另一方面,堂會在過去關注全港性/社會課題的數據反映,相對較著重倫理及護教的層面,例如2009年的家庭問題是52.4%、2014年的同性戀是64.0%及極端教派是52.0%。(參表二)

  值得注意,「宗教自由」及「雨傘運動」是首次加入的選項,分別排行第一(31.6%)及第四(29.5%);「社會公義」仍有31.3%,排行第二。反映堂會關注此類全港性/社會的課題比較之前漸有增幅,亦可見到堂會因應時勢作出的關注,有助他們思考怎樣應對。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堂會在2014雨傘運動前後的應對,今屆普查新增了一條跟進問題,五個活動項目在運動之後均有所提高(參圖一)。除了崇拜公禱,其他相關活動的比率並不算高。

  從筆者的經驗與觀察所推測,一些教牧對社會課題的掌握與經驗不足,不知怎樣教導及安排講座。不少堂會一直都未能就著社會議題建立起分享及教導的文化,恐怕會眾有反彈帶來壓力。其實,我們可以在一些場合作出嘗試,例如回應講道,或是在堂會特設一些對談小組,逐步建立這方面的氛圍。

  雷競業博士認為教會在過去所進行的屬靈操練,大多是看重個人及家庭層面,卻輕忽入世與公共的靈性操練,欠缺推動信徒在自己的崗位中追求公義。「教會過去失敗在於忽略了聖徒在這方面的裝備,以致當社會中的爭執到教會時,教會有時會以逃避任何討論作為回應。」(《迎向政治的呼召》,7頁)

  董家驊牧師認為,處處可見華人教會的「家長式領導」模式,容易造成壓抑,未能建構良好的對話氛圍。「在群體中進行神學反省,需要對話 …… 對話不只是一種技巧,而是當我們學習以上帝的啓示來看見和對待彼此時,一種發自內心的態度和行動。(《21世紀門徒現場》,195頁)

  故此,教會需要突破傳統的框框,培育信徒彼此尊重而能坦誠分享的態度,當衝突來到時,不會一觸即發,措手不及。

牧養的需要

  在今屆普查,有關堂會在牧養信徒上遇見的問題,「社會關懷及政治參與」是其中一個新增的選目,比率分別是52.3%,即有超過一半堂會認為這是牧養經常遇見的問題。

  教牧面對牧養情景,不能不談處境,香港政治的劇變,「二次回歸」的一國兩制,處於不同層面的撕裂與對立,連教牧自己也會感到無從入手,疲累困倦。我們確實需要重新思考信仰的公共性,在充滿政治張力的實況下,仍能牧養信徒。

  潘怡蓉在其最新著作《靈程同行者》,談論公共的靈性,「整全的生命培育和靈命塑造不單單在私人空間發生,也與世界大環境息息相關。」她提到進入處境,連結與共融,以回應這個脫鉤的年代。我們要從社會靈命的向度,從內裡與世界的衝突中,連於眾人的上主,找到對待世界的正確態度。

  筆者最近受邀到一間堂會分享,內容是港版國安法下的教會。堂主任坦誠告知,在安息年假返回崗位後,赫然發現信徒間的關係出現了變化,危機四伏,在探問之下,發現各人內心恐懼卻未能於堂會內分享,感到無力,鬱悶在心。於是他隨即舉辦講座,期望透過分享對談,回應信徒的擔憂與不安。他安排透過 whatsapp 跟進答與問,容易控制時間與交流節奏,這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法。

  教牧領袖要適時餵養信徒,强化他們的辨識力,在艱難時刻更見長進,「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因練習而靈活,能分辨善惡了。」(來五14)

公共的信仰

  筆者觀察,香港教會在公共空間的參與,一直未見明顯,尤其在信仰的先知性方面有怠惰失能的情況。過去,香港教會的發展變得中產化、吹捧名牧、强調數字增長、堂會變大,信仰變得私有化,忽略教會於公共空間的影響力,正如沃弗(Miroslav Volf)於《公共的信仰》指出,「當我們把神限制在私領域中,而不是讓神來形塑我們全人的生活時,這先知性信仰就喪失了它最重要的功能。」 (50頁)

  趙崇明博士在〈福音和信仰的私有化〉一文,認為信仰過度私有化亦因為我們一直以來在信念與行為上較為强調得救是個人的事,將福音排除與文化和歷史的相關性,最大的使命不是關懷社會與政治。因此,不少信徒被培育成為傳福音的使者,强調口傳福音之後的個人認信,以致影響我們的神學,在各樣事工的培育中,較著重個人心理卻忽略其與社會的結連關係。(《佔領中環與教會政治》)

  中華福音神學院周學信教授對教會自絶於政治關懷,作出十分嚴厲的批判,「教會屈從流俗,斷然切分宗教信仰與政治關懷。教會不僅容許政治聲音的消失,甚至接受當今社會的共識,將信仰自市井廣場中抽離。自講台乃至於小組,這般信仰私有化的做法受到傳揚、鼓勵。」(《神學通識30課》,147頁)

  筆者經歷「反修例運動」的一年,看到不少教牧擔憂於講壇上作出宣講與教導,很多信徒不敢於堂會內分享恐懼與不安,大多選擇安全系數較高的「各打五十」,卻怯於交流,錯失在群體一起做神學的契機。

  筆者承認,怎樣處理得妥,沒有標準做法,但總好過迴避與抑遏。或許,先可從關注社會課題開始做起,逐步探詢適合堂會的可行的方案。

總結

  教會面對自身的弱不禁風,加上社會政治的急變帶來的爭論與張力,發展舉步維艱。政局波雲詭譎,教會需要積極創造交流的空間,容納多元,注入公共的信仰元素,藉此擴展信徒的天國胸襟。在這大時代中,我們需要祈求智慧,敢於教導,牧養信徒的不同需要,同作主的門徒。

「務要牧養在你們當中神的群羊,按著神的旨意照顧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而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而是出於樂意。 不要轄制所託付你們的群羊,而是要作他們的榜樣。」(彼前五2-3)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副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