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評論:「被擄流放」的想像

  華人教會長期習慣以「被擄」(captivity) 指向猶太人被巴比倫帝國攻陷耶路撒冷(597 B.C.),有王室成員、貴族等「被擄」往異域生活,其中典型例子是但以理及其友人。嚴格而言,整段歷史指向「流放」(exile),而「流放」涵蓋的神學意義深遠過「被擄」。當然,這兩個名詞意思可互通使用,筆者認為「被擄流放」更能客觀地描述歷史事件與神學意義。

  對猶太子民來說,舊約兩大歷史事件形塑了國民身分,一是「出埃及事件」(the Exodus event),意味經歷上主的大能救贖,脫離法老王朝的暴政,於應許土地建立新的民族身分。另一正好相反,「被擄流放」(the Exile event),指向神的選民,因為背棄上主,遭受到強權打壓,要臣服於另一帝國權力之下,失掉自由與土地。即或有部分猶太人於波斯王塞魯士執政年間(535 B.C.),陸續可以歸回耶路撒冷,但這些重返故土人士並非獨立自主,仍是照舊臣服強權的「流放者」。中文「被擄歸回」只能表述「歸回」(return)的地理轉移,未能如實反映「被擄歸回」(returning exiles) 的心理狀態。

1. 流放的身分

  「流放」指向流散、流離、流亡、漂流、放逐、流離失所,一群人從所屬群體或原居地被外部勢力強行拔出、遷拆往陌生之地,開展與過往不同的新生活。聖經歷史的「被擄流放」不會重複,然而「流放散居」卻是基督徒群體的真實寫照。李耀坤於中神講座「流離、安身 - 從舊約被擄反思當下處境」(2017年6月),講論以色列民「被擄歸回」乃是「救恩歷史的主旋律」,而「流放者」可理解為基督徒個體與群體活在今世的身分所在。

  西方教會有段年日以「基督王國」(Christendom)為身分認同,教會是城市的地標、社會、文化與教育的中心,教牧是專業的特權階級。隨著世界世俗化,「基督王國」漸漸被邊緣化,失掉了原有的地位與特權。當教會不斷被擄於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實用主義、科技主義等,又要臣服於「天朝」暴政下面,「被擄流放」成為了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的課題。

2. 流放的想像 : 走出聖殿

  對以色列民來說,耶城是宗教、社會與經濟中心。長期以來,以色列民相信此城是「上主之城」,享有耶和華所賜的平安、繁榮與安定。當時流行的「皇家意識」(布魯格曼指向擁護皇室的意識形態),麻醉了不少居民,信奉「耶城平安不變」。先知的信息,就是打破神話,「喚回百姓,使百姓面對受苦與死的經驗,將恐懼和痛苦公緒於群體之中。只有哀哭的語言,才能穿透皇家的麻木和否定。」(邢福增講於2016年4月15日「被擄到巴比倫 : 權勢、歸回、得釋放」第一講筆記)

  現實歷史粉碎了「耶城平安繁榮夢」,尼布甲尼撒二世於公元前586年攻城,聖殿被毀。聖殿失掉榮光,習慣於殿堂獻祭的宗教生活受到衝擊。有相當數目的以色列民不自覺把聖殿偶像化,限制上主的祝福只在聖殿以內。

  「被擄流放」是以色列民的新常態,重要不是去有形可見的聖殿朝拜,乃是重新發現上主是無處不在,甚至在霸權的首都所在(但以理於巴比倫、以斯帖於波斯)。神的子民生活於敵對的環境,仍要忠信獨一真神。

2.1 走出疫情

  放在現今場景作想像,活在疫情下的基督徒群體,可能返聖殿的宗教生活已越來越困難,新常態的信仰生活是「自身餵養」(self-feeding),自主於網上崇拜、團契與學習等。過往倚賴聖殿提供的信仰生活失效,因為聖殿本身受困於「限聚令」,祭司也慣於主持聚會而未能適應另類牧養。當我們皆被擄於疫情,我們不宜期望病毒早日過去,一切回復正常。牧者應告訴會眾,放棄「重返聖殿」的幻想,要想像上主臨在家居、工作場所、社區與日常生活中。

  圍繞聖殿且以此作為中心的聚會,已經失效;現在神的子民要走以斯拉的方向,重新重視研讀聖言。聖子道成肉身,如居住於聖殿一樣,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聖殿有其價值,然而聖殿只是敬拜上主的記號與載體。聖殿失掉榮耀,從人角度是惋惜難過,於神而言,祂更看重是屬神子民的忠信。人對神的忠信是重要過聖殿式建築物與獻祭表演。

2.2 走出建制

  聖殿式敬拜,固然有其吸引力;也同時「創造了一個可替代、可丟棄的現實,好能隨興之所至調整及免除。」(侯士庭著《喜樂流放者》,108頁) 當堂會逐漸走向制度化,成為「建制」(establishment,非指政治,乃指組織與權力),領袖往往出於善意要為會眾好處而越管越多。

  筆者成長的年代,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香港教會,那時相對今日教會生態,自由得多。堂會與宗派要管理是教義與教制,其它事務可以一概不理。如有會眾對政府不滿,要上街遊行,或叫哪些口號,建制領袖毋須理會。同樣,有少數會眾對某個議題,表示立場,發起聯署,建制領袖同樣也可不理。當堂會與宗派領袖未能尊重差異,反而強求有一致立場與做法,必然帶來紛爭。

  建制的權力試探是「維護名聲」,因為本身企業已是品牌,要求同工與會眾有同一的論述與行動。英明領袖以「異象與價值」凝聚,而官僚教牧長執只懂以行政權力來建立威信。面對堂會建制化,不滿信徒便要走向「內在流放」(inner exile),身體沒有離開所屬堂會與宗派,心理卻感受不屬於這個群體。這類「身在聖殿而心在外」的「體制內流放者」今日會越來越多。當然有些選擇以行動出走堂會,另擇心儀之堂會,或漂流於不同堂會與群體當中,成為「去堂會」(dechurch)的流放門徒。

  筆者不贊同「分色牧養」,因這權宜做法未能正視問題,反採用了逃避方式。任何地方堂會必存有大小不同的差異,教牧與信徒要學習便是尊重差異,在基督裡的共同必多於相異。政見一旦代替了教義位置,左右了我們的教會生活,乃是可悲之事。

  「流放門徒」可選擇出走堂會,也可選擇留在堂會,出走建制。面對未來,筆者接納這不失為可行之道。教會歷史有不少先賢先聖也是這樣踐信。斯托得與巴刻兩位聖公會牧者,於七十年代自由神學當道的宗派內,也是少數的「體制內流放者」,發揮宗派內外的影響力。侯士庭創辦維真學院,拒絕組織的成功,甘願在體制內作「喜樂流放者」(joyful exiles)。

  後國安法的香港教會,當然不會一夜之間成為「三自愛國教會」,但政治的低氣壓會使原來的公共空間越來越收窄。「體制內流放者」的存在,有其貢獻與作用,就是宣認忠信耶穌是主,拒絕向巴比倫權力下拜。有朝一日,教會不成教會,「體制內流放者」只好出走體制。走出體制,從來不等同不合一,保羅與耶路撒冷教會也是如此。

結語

  基督徒當下的天國子民身分,就是「被擄流放」的定位。我們重新確認離開原居地,在變動世代中漂流,不再有固定居住城市、不再有固定工作、不再有固定教會生活,不斷適應新的生活挑戰,同時持守真理,忠信於基督及其榮耀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