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評論:「流放神學」的初探

1. 場景催化的神學思考

  資深神學工作者馮煒文這樣坦誠分享:「今日的香港,此情不再。六七十年代的精英道德價值已經明顯地不濟。精英在公共領域運作,個人道德品行,性貞潔,和諧家庭及大學學位已不足為恃。廿一世紀重視的,是公共道德倫理價值 : 問責、透明、程序、社會公義、環保、本土情懷。這些道德價值,都不是約瑟但以理模式的主題,也不是六七十年代基督徒所熟悉和擅長的。」(《以誠栽今明》,210頁)

  馮煒文於2014年10月25日「香港政治夾縫下本土神學的出路」講座,引用其書本一番話。六年後今日重讀,香港社會新常態已不再問責、透明、程序與公義;指鹿為馬、是非顛倒乃是王道。Uncle Raymond 做神學的基本假設與方法,不會過時。

  「場景」(context)是我們做神學的土壤,香港教會照抄近來歐美流行的神學論述,或重覆某些已過時而乏人關注的教義辯論,只是「話語權」的遊戲,對信仰群體的意義不大。

  八十年代楊牧谷的「復和神學」放在2020年的香港場景,同樣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 筆者欣賞楊牧,講道與文章也常引用他;《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1987年版)是筆者認為研究香港教會歷史必備的素材。正如馮煒文指出,不同世代的基督徒「精英」,大多為現今教內領袖,容易有的缺失「是有意無意地把一個年代的理解絕對化,甚至浪漫化,把它當為恆久的真理。」(《以誠栽今明》,210頁)

  後國安法年代的香港,我們面對政權是「不再講理」,甚至會歪曲事實,如元朗721事件把原告作被告,受害一方描述為「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的暴動行為。作為現今教牧,我們不會勸勉一位經常面對家暴受虐的配偶,要繼續順應忍受,尋求復和,乃是暫離家居,搬往某些社福機構提供的臨時居所,取得庇護。當然,對這個現象的理解,有些基督徒「精英」如容永祺等,看不出《港區國安法》妨礙宗教自由。對那些看穿真面目的基督徒,取態與行動自然不一樣。

  「流放神學」(theology of exile)探索,思考與想像並非局限於那些散居在香港以外的「移民」(自願與自主較重)與「難民」(非自願與非自主較重)。對猶太人而言,聖殿被毀後,無論是本土異域,皆是「流放子民」(people of exile)。希臘文 diaspora指向「散聚」群體;希伯來文 Galut,同樣形容這些散居在外的猶太人。即或猶太人歷史,有為數不少猶太人重回故土,心靈與信仰仍然有濃厚的「漂流」味道。

2. 「流放社群」的信仰身分

  1961年,國學大師唐君毅發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文,感嘆「中國社會政治、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托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唐君毅昔日面對的場景,與我們現今不同;大樹正受無情過度砍伐,崩倒是不能逃避的現實。「花果飄零」卻是不同世代華人港人的命運共同體。

  「身在香港而心在外」,正是為數不少港人的真實寫照。筆者不認為「移民潮」能貼切描述港人離港實況,我會主觀地視為「逃難」。香港中產堂會肯定要面對是「極想走」與「有意走」的信徒群體。

  作為選擇留下來的堂會領袖,要思考不是哪套事工模式或策略能保持聚會人數,這些事工式思維基本是失效的,根本不能對應需要。堂會領袖不能像士師基甸一樣,向群眾宣告 :「凡懼怕戰兢的,可以離開基烈山回去」(士七3),他/她們個別了解核心成員的去留,甚或引導往同一城市的信徒,組成支持小組,交換資訊與經濟。當領袖對堂會人力資源有整全的了解,把更多資源投放在留下來的「流放社群」也是正常合理之事。

  教牧按著聖經真理,教導這些會眾的信仰身分為被揀選的「寄居者」(exiles,彼前一1),「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前一17)。彼得再三強調這些散居在外的信徒的信仰身分「是客旅,是寄居的」(二11)。後國安法年代的香港基督徒,必然受監視監聽,因信仰的忠誠而非對政權的忠誠會受到排擠(升職以忠誠為首要,而非能力與經驗),自由會受到限制。整個大環境的迅速變質,三權分立重新詮釋為三權分工,習以為常的想法與看法,要倒轉過來重新理解。

  「流放社群」與其社會主流格格不入,信仰挑戰究竟是放棄身分,儘量融合,還是保存身分,重新想像 ? 舊約學者布魯格曼 (Walter Brueggemann) 於這個課題,有不少洞察,可以作為參考。布魯格曼針對是失掉身分的美國教會,臣服於資本主義的霸權下面。香港教會面對的場景,截然不同;然而應對原則卻有共通地方。

  教牧與長執要思考 : 信徒怎樣在強大同化融合的場景中,保存不能妥協的信仰身分 ? 但以理與友人可以妥協接受巴比倫神明姓名,但他們卻執著於猶太人的日用飲食。基督徒信仰身分有哪些務要堅持與保存 ? 今時今日,我接受「水禮」(或浸禮)的信仰身分意味與包涵甚麽 ?

  當基督徒活在虛假的職場世界與失真的社會,他/她內心渴求是真誠分享、互相支持的手足。堂會仍然如同企業運作,小組生活只是編排好的程序操作,可以想像圈中人玩了一段日子,便會厭倦「膠化」小組的例行公事。教牧與長執要思考 : 我怎樣引導「流放社群」成員能建立「不會檢舉、不會出賣」的真實友情 ?

  倘若教牧與長執要花數年時間來塑造「流放社群」的信仰身分,我們便要構思怎樣編排未來數年的講道系列、主日學或查經系列。過往那些為了維持堂會事工需要的培訓,可能不再需要了 ? 教牧可能要決斷地不再推介或支持某些以吸引節目作招攬的福音事工,因為場景已不一樣了 !

  不同宗派與堂會怎樣做信仰的傳承 ? 哪些神學與教會傳統,我們務要代代相傳 ? 有人戲言 : 猶太人從不做神學,只有踐信。安息日、猶太潔食(kosher)與割禮形塑了亞伯拉罕後裔的身分,即或身處「失掉聖殿的年日」(the Templeless Age)。香港基督徒要問 : 崇拜(堂會、網絡、家居、户外)、讀經或查經、祈禱、團契共享、款待外人等 ? 哪些靈性操練要好好保存 ?

3. 去聖殿化的聖言學習

  猶太人一向引以為傲是聖殿敬拜,聖殿被拆的歷史現實,使無數猶太人陷於絕望與無助的困苦中。當被擄的猶太子民要重返故土,他們要跨越不只是地理的距離,更要走出慣性思維、感性依賴與對禮儀的遵循。很難想像「重建聖殿」原來不是被擄歸回族群的首要任務 ? 以斯拉領導的歸回行動(七1至十44)乃是「重建聖言」為首要。

  劉進圖分享 :「微弱的猶太人卻延續至今,經歷無數次逼害殺戮,仍能保存自己的身分、自己的歷史記憶、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的風俗文化。前任英國首席猶太拉比 Jonathan Sacks 解釋說,那是因為猶太人在巴比倫的經歷,他們被迫以會堂的聖經宣講代替聖殿的獻祭禮儀,以家庭教育和社區福利互助來代替政府辦的學校與慈惠,他們無意中找到了更堅強的族群凝固劑,打造出䇄立不倒的、建基上帝聖言的信仰族群。」(〈香港有明天 —— 認清現實,擁抱傷痛,盼望明天〉),2017年8月3日)

  香港教會領袖想像未來的教會異象,倘若只在於事工模式(人數眾多、事工多元與配套優良),仍然走不出「聖殿神學」的迷思。宏大的教堂會被極權拆毀,心中潛藏聖言的「流放社群」卻是「抽刀斷水水更流」。

  伍渭文牧師於臉書分享 :「昔日猶太人被擄巴比倫,聖殿被毀;崇拜的重點,由聖殿的獻祭轉到遍地開花的會堂敬拜。聖殿祭司的功能隨著聖殿被毀沉寂下來,反而使家長的祭司功能,得到回春復興。猶太人在居住地的會堂,在自己的家庭,勵行律法的教導。」

  個別流放信徒,可於所屬堂會內外,尋找志同道合的「體制內流放者」,組成「聖言學道」群體,定期查考經文,共同得著餵養。這類學道群體,不需倚賴教牧或堂會,信徒自主學習,靈根自植,保存人性與聖言,才能抵抗極權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