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資訊科技與世代差異
流動數碼科技正影響著家庭生活，一家人同桌吃飯，各自向著智能手機傳信。麻省理工大學教授雪梨透克 (Sherry Turkle) 於新著 Reclaiming Conversations，指出由資訊科技來主宰生活，為此我們要付出代價。透過研究發現，社交媒體資訊使人減少「同理心」，人會感為冷漠。更嚴重問題是越多下一代「書文」(text) 而非口講，將會帶來年輕人患上「社交溝通障礙」。
新世代未能有效地接收及回應各項社交資訊，包括一般社交溝通原則和技巧，以及同時兼顧別人的想法、感受和立場，於是他/她於溝通中不能作出合適的回應。陳奕迅的 Shall We Talk，正是新一代需要重新學習，堂會與社福機構怎樣幫助與促進不懂情感交流的新世代，能夠面對面與家人、朋友說話溝通。
數碼鴻溝同樣帶來兩代人吸取不同資訊而有相反的判斷。當成年家長只看主流報章與TVB新聞，自然對事件理解停留於某類觀點，而「數碼原住民」一代長期只接受Facebook與 whatsApp資訊，同樣會對事件有偏聽偏信。筆者記得「雨傘運動」期間有位家長來到教牧心靈支援站，她分享能從女兒Facebook得悉其它非主流媒體資訊，促使她更親身來到金鐘了解實況，從而減少了與女兒之間代溝。
資訊科技形塑了兩個不同的成長世界，兩代之間也有著不同的溝通價值。年輕一代重視是平等對話，反對「由上至下」的權力支配。當父母越重視長幼有序、上下有別、「我叫你做」等，帶來必是下一代越走越遠。家庭倘若要實行「威權管治」，只會產生反叛的兒女；上一代要學習放下身段遷就兒女們，與下一代建立互信，才能減少世代差異的矛盾。
4.價值模糊與同性婚姻
我們身處於價值對立的年代，過去一段日子不同事件對社會與家庭帶來衝擊。有新的「模糊文化」(the culture of Blur)，嘗試打破原有的界線，於是男女性別、性屬身分等出現更多變數，要重新界定家庭與人的性別概念。性自由文化反映於有論述主張「我是身體」，宣告本身是「慶典」(fiesta)，反對教會論述視身體為罪惡。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價值自然受著質疑與挑戰。爭取「同性平權」運動人士倡導同性婚姻也是人權，強調自由與平等，這些訴求與價值正與教會教導的家庭與婚姻倫理相反。
天主教世界主教會議於今年10月4至25日舉行，主題為「家庭在教會和當代世界上的聖召和使命」。世界主教會議肯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是教會教義的一部分，教會仍舊持守這方面的倫理教導。世界主教會議同時指出，這並不意味著教會不能尊重及接納同性戀者，這是兩碼不同的事。
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是家庭，我們有牧養上的挑戰，即不讓任何人士感到遭拒絕、被判斷、受排斥，而是盡可能地與對方同行，促使對方能融入群體生活。正如教宗方濟各所言 :「教會是上主兒女的大家庭，各人應使教會能歡迎所有人。」
天主教會有開明的教宗，教會這方面教導好過基督教教會。按《同性戀的十字架》，我們有四方面不同取態 : 拒絕及懲罰、拒絕但不懲罰、有限度接納、充分接納。按我的觀察，基督新教教會能有限度接納的不多，更不要談充分接納了。這個課題很大，我只就家庭方面討論，社會政策則不在今日課題內。
倘若家庭有成員為同性戀者，教牧與社工要展示是憐愛、醫治與真理，如同基督所展示。我常對教牧說，我們會眾當中必有同性戀者或同性相吸信徒在內，只是對方不表露性屬身分而已。我們不要感到驚奇，也不要害怕，要避免使用任何侮辱同性戀者的言詞。教牧與社工要對這些「性小眾」與家人敏銳，我們要承認有些事情沒有標準答案，但我們真誠關愛對方就能取得信任，並與這些困擾的家人與「性小眾」同行。
結語
有人認為社會失序源自家庭失序，究竟是家庭影響社會，或是社會影響家庭，我沒有答案。當我們看家庭，如同理解青年一樣，不應以問題入手，家庭不是問題所在，相反，問題是我們怎樣思考與想像未來的家庭發展。
(筆者講於2015年10月15日明愛家庭服務同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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