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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勢牧言:在領導失效的時代繼續談領袖



活在數碼時代,隨着社交媒體大行其道,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 KOL)遠比傳統組織或團體的領袖更具影響力。香港基督教亦有此跡象,信徒對領袖的期望產生各種變化。有些信徒妄想甚具領袖魅力的「屬靈人」橫空出世,重新帶領香港教會;有些則對宗教體制、權力架構嗤之以鼻,也不再相信領袖角色。過往的領導方式貌似失效之際,教牧今日又該何去何從?


聖經的領袖觀


聖經不時記載民族領袖的事蹟。先有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四位先祖的生平,又高舉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頒布律法的神人摩西,更輯錄不同的先知、祭司和君王。而人民迷戀領袖、膜拜權威的巔峰,相信是「後士師時期」——以色列人不但渴想民族英雄去捍衛自己,更奢求立王去管治他們(撒上八章)。


即使其後經歷國破家亡、同胞被擄、後代歸回,以色列人仍對民族領袖充滿期盼,盼望將來會有一位受膏者、君王,英雄般光復猶太,保家衛國。這正是其中一種舊約中的「彌賽亞想望」(Messianic Expectation)。但在新約時代,耶穌的出現讓這期待落空了。當人民擁戴耶穌為王,耶穌退到山上去(約六15);當人民迎接耶穌騎驢光榮進城,革命還未開始就結束,祂還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集合了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三重身份,同時顛覆了當時對三者的理解,體現出領袖的新典範。


失效,還是失焦?


既然耶穌已經以生命示範了領袖的真諦,為甚麼在這個時代領導彷彿失效?「真是個不信的世代啊!……」且慢、且慢。形勢壞透,世界的確每況愈下,不過在歸因於外在環境之先,更值得檢視的問題可能是:到底是教牧對於堂會、信仰群體的帶領已經失去效能,還是領袖自己失去焦點呢?前後兩者論述眾多,在此不贅,但筆者想從「專門化」(Specialization)這一角度稍作反思。


自工業革命以來,工作專門化使生產效率急劇提升,現代社會無不歡迎,當中包括以成本效益至上的香港。恩賜各有不同,而當教牧「按恩賜事奉」並盲目地視之為主流,自然就會出現「事奉專門化」。譬如,擅長宣講與教導的,自然有先知的形象;熱衷禱告與聆聽的,就有祭司的那種作中保的氣質;帶領教會擴堂、組織團隊、動員群眾的也自當有君王的特質。如是者,教牧各自成為獨特的領袖,具備個人長處,期盼團隊能補足自己的弱點。驟眼看來並無不妥。


《把難處變為優勢:作蹣跚的領袖 》作者艾倫德(Dan B. Allender)卻提醒,每一個領袖都要同時成為先知、祭司和君王,三者缺一不可,否則無法作出有效的領導。事實上,教牧若果單單成為其中一種,終究會有強烈的斷裂感。試想像,一位甚有時代觸覺的屬靈領袖,任他再多先知式的批判,若沒有祭司般同情共感的話,他無法與人同行;若沒有君王那種策動與建設,他的宣講也只不過是紙上談兵,改變不了現況。何況經歷過近年的社會事件、新冠疫情與移民潮,香港教會已經千瘡百孔,已不能單靠單一模式去應對處境,已不能單靠單一風格去領導信仰群體。


結語


「事奉專門化」有助教牧昔日專心一致地在教會服侍,可惜這也導致他們難以適應當前多元又不穩定的社會和教會。艾倫德的意思並非要求領袖追求三方面都完美無瑕,而是在自我認識之後,辨別三種領袖角色/風格的強弱,然後嘗試揉合出「三而一」的領導。


回看文首所提部分信徒的境況,筆者不認為成為魅力型領袖就是出路,也不相信堂會或機構內能夠完全無框架、無領袖。關鍵可能取決於教牧是否重新思考自己作為領袖的優缺,重新想像領導的模式。從來,領導甚至牧養都沒有萬能公式,只有與主蹣跚而行。


(此文原刊於第84期《使命與領導》)


作者為「流散者們」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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