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全球的教會生活不再一樣了。經過近兩年疫情的困擾，不同城市的教會生態因政府的封閉令或限聚令而深受影響。
當思考教會前面如何走時，我們慣性實用主義容易跳往哪種堂會事工模式使我們能有效地應對時勢的挑戰。這些思考不否定有其價值，然而更深刻的思考，便不難發現是宗教市場學內不同品牌的良性競爭而已 !
市場經濟角度
華人教會觀一向受美國教會論述影響，市場經濟學理解香港、台北或新加坡，皆是宗教市場，自由與開放，不同品牌的宗教企業與產品在此市場內良性競爭。愈多及熱切的參與，宗教市場便興旺，從而帶來教會企業（堂會數目與崇拜出席者）的增長。對比美國的開放市場，歐洲與英國的教會市場則不一樣，英格蘭有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佔有特權、德國則是路德宗(信義宗）、法國與意大利為天主教教會，這些國家可視為「封閉市場」(closed market)。
開放市場的教會觀，基本論述為「適者生存、物競天擇」，採用達爾文的社會生態學。不同年代華人教會走過這些不同品牌：小組教會、G12教會、目標導向教會、柳樹溪教會(敏銳尋道者的崇拜、小組與領導力）、有機教會(organic church)、無牆教會、使命教會(missional church)、簡樸教會(simple church)、雙翼教會、銳意門訓教會與微型教會等。無論品種的名稱與包裝如何，其背後論述離不開其市場經濟原則：只要採用及依附原廠設計，就能保證成功，否則出現問題，就是代理人本身的知識與技能不足。
市場經濟論述下的教會觀，從來是「成王敗寇」，論壇與講座皆是成功者暢論其教會觀，大談教會未來如何發展。無論講得無比精采，我們可理解這些論述為教會觀的悖論。這些成功個案為例外，而非典型。
歸信而且歸屬
英國社會學者Grace Davie探討英國教會發展時，提出「歸信而不歸屬」(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展示英人的宗教信仰與行為形態。英人看信仰為個人私事，對教會與聖職人員有較高期望，不會過度投入教會活動。
後來，Grace Davie以「替代式宗教」(vicarious religion)，補充其原有理論。「替代式宗教」指向英人會以教會及其領袖的言行表現，作為其代表及代理。英人的宗教熱誠往往展示於災難後的哀悼，典型如1997年戴妃意外身亡。「非直接式」(indirect)，貼設形容英人教會生活。
Davie 看「歸信而不歸屬」現象是例外，只適用於英國本土。Davie 講論是英人的疏遠與甚少教會生活。放在華人教會場景，歸信與歸屬兩者重要；我倒認為疫情後的教會觀，正好顛覆了傳統理解「歸屬一間地方堂會」的觀念。
我們要承認新教的教會觀，自馬丁路德、加爾文等與公教分別之後，所謂「至一、聖潔、大公與道統」的教會因人的罪性而破損。真正的教會不是理想的聖徒會所，乃是罪人聖徒混集共聚的群體。
沒有一間堂會或一個宗派可以代表整個信仰群體，宗教市場內沒有任何品牌可以獨佔市場或代表不同持分者。宗派或堂會領袖推銷的教會論述是要效忠於某個宗派主流論述，認同者便能有獎賞（如權力、名譽等），不認同者視為叛徒。我受洗於某個宗派或獨立堂會，我一生便要效忠於這個組織，從而實踐我的教會觀。問題是這個宗派或堂會根本無力於宗教市場內提供我所需要的產品與經驗。我閱讀有關信仰的書本從何而來？我要進修神學時，為何沒有我堂會設立的神學院？
要認真問這些問題，便發現「教會觀」的含混不清、飄忽不定。當講論事奉與奉獻時，我返的地方堂會便宣稱我要全以她為唯一的效忠對象，但當我要求或期望有些如重視公義、關愛受造界或關懷少數族裔，地方堂會就會辯解有其它信仰群體代辦一切，每間堂會有其限制。
華人的教會觀，從來就是這樣或近或遠，含混不清、飄忽不定，常按領袖不同需要而挪用僭建。我敬重的陳喜謙牧師所言甚對：「只有事工、沒有教會」，我們要承認教會觀其實骨子是「堂會發展論述」，只要逆市中能保持人數與財務不大跌，教會中人皆大歡喜！
疫情後，大部分信徒要上網崇拜，從此宗教責任轉為宗教消費。既然堂會不能提供主日學或其他我所需要的資訊，我便轉往其他堂會或機構尋求，於是我不再歸屬某一地方堂會。
對離開香港的信徒群體，其教會觀明顯由歸屬「一間地方堂會」轉為歸屬「一個大公教會」。我用「混合型教會」形容，我的信仰生活不再由一間堂會一站式提供所有的服務，而是由多個不同信仰群體於不同時段提供的服務與經驗。我同時可於不同階段向不同群體委身事奉與奉獻。或許這便是正確的教會觀起始點。
我自嬰孩洗禮或重生得救，我基本是屬於大公教會，接著我於信仰旅程中，神引導或安放我於不同地方堂會。我們可以「歸信而且歸屬」的是大公教會，地方堂會只是旅途中的驛站（碼頭）而已。
華人教會觀出了問題，便是我們切割了教會與世界的關係。當教會替代了世界，成為信徒唯一生活的場景，我們自然就把教會「世俗化」了。沒有正確面對世界的教會觀，同樣是基督教版本的「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不吃人間煙火的，甚為完美。
歸途而不歸附
法國社會學者Danièle Hervieu-Léger 描述兩類不同的宗教行為：一種是「歸途者」(pilgrims)，另一類是「歸附者」(converts)。前者為尋道的天路客，超越本身堂會、宗派與傳統探索信仰原委與真義；後者依附堂會，任由堂會為其提供一切而劃地為牢，在圍城內甚有安全感，看翻牆出走者為叛徒或不忠於教會者。
Davie 理解Hervieu-Leger的概念，引申於後現代世界，「歸途者」可視為自主(autonomous)、彈性與積極，存自由心態面對傳承的信仰與教會組織訂下的規範。他們的信仰實踐是「事件式」(episodic)多於「常規式」(regular)，個人先於群體，信仰展示於特別時刻多於日常生活。英人於11月11日及其後「休戰紀念日」，正反映這種「歸途者」的信仰生活。
引申在海外與本土的華人教會，「歸途者教會」(pilgrim church)，就是回歸上主國度路途的教會論述。歸途旅人不再構思一套完美而適用的教會觀，承認所有教會論述皆是不完整而有其限制。我們一生在路上，會停留一間或多間堂會，也不會把教會看得太沉重。人生歸途上，教會的位置按著年歲閲歴而調整；年輕時比重較大，年長時比重較輕。
華人常犯毛病是把「教會」（聖殿）偶像化，定時定點定人，把信仰限制於時空之中。流動的會幕，才是亂世中教會的合宜形態，能輕身上路，隨風飄動。當教會變成大笨象式宗教企業，自成王國，其論述必然無力應對世界。
結論
倘若教會指向一群蒙上主呼召的子民，並非固定建築物或節目，乃是路上不斷流動的百姓。疫情後的教會，不再以堂會為中心，乃是信徒群體自主、自養與自傳的實踐。過去由堂會主導一切的，已經失去效用，信徒自行決定其歸屬群體。歸信者歸屬至一聖潔大公道統教會，卻非盲目歸從，並且自身理解常在「歸途」中。承認過去現今教會走錯路，出現醜聞悲劇，且有濫權腐化，仍不灰心失望，因為真實教會仍是奧古斯丁言説的「混雜群體」。
拒絕成功的教會論述，華人教會才有未來。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事工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