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評論:從「2019香港教會普查」看聚會人數

1. 基本數據

  歷屆「香港教會普查」,皆採用五組數據進行觀察,參與堂會聚會人數的多寡和升跌 (圖1) ,這些指標分別是:名冊會友人數(註1)(灰線)、居港會友人數(註2)(橙線)、出席崇拜人數(註3)(紅線)、領聖餐人數(註4)(黃線)與會眾人數(註5)(藍線),另加上推算五年的受洗人數(註6)(綠線)。值得注意是,這些指標各有其限制,不同堂會可能有不同的計算方式,更有些堂會未有任何紀錄。通常,較不準確是名冊會友人數,因為部分堂會採用累積計算,也不刪減已離世的會友。圖1正反映名冊會友人數向上升,其它四組指標都一致地由上升轉為下跌,正描繪著2019年堂會人數遞減的走勢。

圖1:全港堂會各項人數

  觀察歷屆「香港教會普查」數據,較能如實反映實況是崇拜人數與會眾人數;通常這兩組數字較為接近,可用來界定堂會規模與計算人數升跌的幅度。2014年有305,147人出席崇拜,及至2019年有268,822人,平均每年增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簡稱CAGR)為 -2.5%,5年內共少了36,325人。回顧歷屆「香港教會普查」,只有1994-1999年出現人數遞減,而當時的CAGR是 -2.0%。換言之,今屆「普查」錄得有紀錄以來最大的跌幅。若再比較參與主要崇拜和青少年崇拜人數,平均每年分別有2.8%和3.7%的參與者流失,情況更為嚴重。 (圖2)

圖2:堂會出席崇拜人數及按年平均增長率

  當聚會人數下跌現象出現時,很自然的問題是:這個現象的普遍性如何?不同規模的堂會之間會否有不同的跌幅?為此,我們把連續兩屆「普查」皆有回覆的堂會CAGR,按高低排序後,找到正中間的一個數字作為中位數(Q2),再確認四分一位數與四分三位數;這三個數字把整體劃分為四等份,每份佔25%。

  從圖3可見,歷屆的CAGR四分一位數、CAGR中位數以及CAGR四分三位數形成一條向下的通道。自2004-2009年起,一屆數據比先前一屆為差。增長的堂會速度不及以前為快,相反下跌的堂會,卻較以前急。值得留意的是,2009-2014年的CAGR中位數(灰線)是0.4%,及至2014-2019年下跌至 -1.5%。換句話說2009-2014年,至少有一半堂會的崇拜人數錄得正增長(因為Q2 >0)。然而2014-2019年卻是至少一半堂會流失其崇拜人數(因為Q2 < 0)。

  事實上,今屆「普查」負增長堂會佔堂會總數62.4%(2004-2009年和2009-2014年的數字分別是25.6%和37.9%),可見這種流失並非只是個別堂會的遭遇。香港有六成多堂會聚會人數在倒退中。

圖3:堂會崇拜人數CAGR四分一位數、中位數、四分三位數

圖4:不同規模的堂會崇拜人數CAGR四分一位數、中位數、四分三位數

  圖4顯示零/負增長的堂會在各個規模中皆佔至少一半(因為Q2≧0)。此外,若以100人和500人看作堂會規模的分界線,可觀察中型規模的流失情況最為嚴重,其次為大型堂會,流失較輕微是小型堂會。

  2015年建道神學院量性研究組(註7)首次引入羅倫茲曲線(Lorenz Curve),根據歷屆「普查」公布數據計算出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註8),進而描繪堂會規模人數不均的現象。我們以2019年教會數據,計算出1999、2004、2009、2014和2019年的堅尼系數分別為0.493、0.512、0.547、0.550和0.538。

  圖5中橫軸為堂會數目累計百分比,縱軸為該部分堂會的崇拜人數佔總崇拜人數的百分比,中間則代表著歷屆崇拜人數分配的羅倫茲曲線。不難發現1999至2014年間,曲線按屆逐漸往右下方移動,其弧度同時有所增加,表示愈來愈多的崇拜人數集中在少數堂會內。

圖5:崇拜人數分配曲線

  及至2019年,由於大型和中型堂會的信徒流失較小型堂會來得嚴重,導致原本人數不均的現象得以改善,2019年的不均程度(綠線)界乎於2004年(橙線)和2009年(紫線)之間。具體舉例,2014年全港70.0%崇拜人數聚集於30.0%堂會之內,2019年則聚集於31.0%堂會之內(註9)

2.觀察分析

  「2019香港教會普查」反映全球化堂會人數下跌的趨勢。美國 Hartford Institute於2015年有關巨型堂會調查,已指出定期崇拜者出席率下降的走勢。就以一間300人堂會為例,過往有八成人恆常聚會,出席崇拜人數有240人。現今,堂會只有六成信徒恆常聚會,於是崇拜人數變成了180人,另外60人間中或輪流出現。

  另一因素,就是「2019香港教會普查」反映2014年9月雨傘運動帶來的衝擊,明顯地青少年崇拜人數跌幅較為嚴重。可以想像,有為數不少的青成年信徒,通常是有大學教育程度,對社會事務與公義較為關心,有理想與正義感的不滿其堂會對公共事務的「政教分離」立論或漠不關心,忿而出走,形成「離堂會」(dechurch)現象。

  教會領袖要重新反思,當堂會失掉適切時勢的聖經宣講與教導,信徒之間又不能坦誠交往,只以節目作吸引力的作用失效,肯定會使信徒失望離去。可能有人認為,有部分信徒不滿所屬堂會提供的牧養,於是由甲堂「跳往」(church hopping)乙堂,然而「2019香港教會普查」反映是巨型堂會(人數1000或以上)同樣出現下跌,整體人數於5年內由2014年81,219人,下跌至2019年51,413人,少了29,806人。

  巨型堂會發展,正如其它堂會規模一樣,就是聚會人數同樣有上落,於逆境時跌幅更為明顯。相反,100人以內堂會,整體人數於2019年共有575間37,910人,而2014年只有489間共30,812人,有部分是101-200人堂會下跌而陷於這個組別。對中小型堂會而言,聚會人數是忠堅會眾,關係較強,要走的早已離開,故此抗逆力較其它組別為強。

「2019香港教會普查」反映聚會人數下降,尚未計算2019年6月發生的「反修例運動」與2020年的「新冠肺炎」對堂會出席率帶來更大的衝擊。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不應盲目追求人數增長,可能加添大量宗教消費者,而非真實的基督門徒。誠實面對聚會人數減少,重新思考更新堂會,而非諉過於社會及世界,才是我們重新出發的起步點。

(註)

  1. 以2019年3月31日計算,在教會會友名錄上有登記之會友數字。

  2. 以2019年3月31日計算,居住於本港,與教會有聯絡之會友數字。

  3. 以2019年3月份平均數字計算,包括會友及非會友。

  4. 以2019年3月份首次聖餐聚會合計,包括會友及非會友。

  5. 一般穩定出席崇拜聚會之所有年齡人士。

  6. 以堂會回答的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受洗人數,取平均數後再乘以五年得出。

  7. 胡志偉、劉梓濠,《處境劇變下的牧養更新——香港教會研究2014》(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6),頁88-91。

  8. 設羅倫茲曲線與y=x之間的面積為A,而曲線與y=0、x=1之間的面積為B,則堅尼系數為A/(A+B)。堅尼系數界乎於0和1之間,數值越大代表分配愈不均。

  9. 設(x0,y0)為崇拜人數分配曲線上的一點,則代表當年全港有(1-y0)崇拜人數聚集於(1-x0)的堂會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