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周年感恩特刊：少有人走的「教新」路

胡志偉牧師於2000年7月1日接任總幹事

回望過去的歲月，1999年得到「根叔」（余慧根牧師）的邀請，經禱告與思考後，決意前來「教新」服事，先擔任副總幹事，再於2000年7月1日，接任為總幹事。按照原定計劃，我於2020年底退休，並由梁國全傳道接任。

離開親手建立的堂會（16年牧養年日），從安穩的事奉場景（固定的事工與薪津），跳往機構服事（沒有固定事工與奉獻），確實於我是信心的挑戰。

滿廿年在「教新」的事奉，感謝神讓我的視野：從新界西的中小堂會，關注是我的「堂會發展」；轉往整體香港教會，思考是在社會急劇變化中，教會宜怎樣健康成長，並能回應時代的需要。

1．研究實況的「智庫」

正如Max De Pree 所言：「領袖的首要責任是界定現實」（The first responsibility of a leader is to define reality），了解堂會實況，才能對症下藥，有效帶領會眾朝向健康的成長。

「教新」成立以來，一直扮演「智庫」角色，透過教牧、神學工作者、機構同工及信徒領袖等，就教會具體場景面對的重大課題，交流意見，以供各界參考。

我未成為「教新」同工時，便以義工身分，於1986年參與「新市鎮佈道對象研究」（召集人為陳國平牧師），透過統計學與社會科學來了解堂會身處的社區。

當我還在元朗植堂開荒時，我曾參與「教會模式個案研討」，其中一次到訪倪貢明牧師的順天青少年中心教會，了解何謂「社區教會」。

「教新」對全球華人教會，特別是香港教會最大的貢獻，便是「香港教會普查」，此項研究計劃由1994年起，直到現今（2025），已進行九四、九九、○四、○九、一四、一九及二四共七次大規模的教會普查研究。香港教會乃是全球華人教會中，最全面而長期有系統地就堂會實況作客觀數據的分析。陸輝牧師在此的領導及參與角色，值得肯定。

每次教會普查研究，便會發現若干課題：信徒流失（1999）、移民潮對堂會的影響（1999）、青少年牧養（1999）、牧職流動（1999）、堂會中產化（2009）、女教牧牧職（2009）、金齡牧養（2019）、堂會關注的社會議題（2019）等。

蔡元雲醫生（「教新」發起人及董事之一）常常提醒我們同工，教會實況的研究如同臨床醫學一樣，乃是「循證實踐」（Evidence-based practice），才有發言權。

不少教內外人士常對「教會普查研究」有關香港整體基督徒人數有所誤會。因應我們研究方法是以堂會為單位，我們歷屆累積的數據只是較準確反映恆常返教會聚會的基督徒人數。正如陸輝牧師分享：「這五年一次的教會普查，就是香港教會的寒暑表，反映背後實況的變化。」

除了宏觀數據分析，「教新」也提供「自然教會發展」（Natural Church Development），自2003年正式代理，17年來我個別接觸與診斷的堂會超過300間。這些個案研究正好配合整體「教會普查」數據，展示香港教會的真實景況。

我想香港甚少機構如「教新」這樣重視研究，我也透過不斷學習，提升知識，深化對教會不同課題的思考。得到董事會的支持，2006年起我便於Bakke Graduate University部份時間進修城市宣教，經過6年時間，終於在2012年取得教牧學博士。

2．支援教牧的「平台」

「教新」源自九七信心的危機，早期「教新」為「異象導向」機構，透過使命二千、教牧更新等回應時代的挑戰。

當九七回歸，香港現況安好，教會也安定發展，「教新」似乎失卻了原有的先知角色。民眾不再需要先知時，我不得不思考機構的轉型，嘗試透過適切的聚會（工作坊、研討會、講座、訓練等），以僕人定位來支援教牧的職事。我想香港眾多基督教機構中，鮮明地以服侍教牧為取向，「教新」選取是少有人走的路。

「教牧領導」是我接任以後，積極倡導與推動的重要事工。那些年日，就此課題關注與實踐的機構與神學院，寥寥可數，「教新」在這方面是先行者。

其中「教新」構思及完成的「堂主任訓練」（2001 ~ 2016年，共三十屆，每年兩屆，每期限12位堂主任，訓練以三天全日進行）。我們的夢幻組合：主要導師是我同一堂會成長的趙錦德牧師（他早年移居加拿大，每次培訓專程來港主領），其他是麥漢勲牧師（也是同一堂會一同成長的好友）、根叔及我共四位，我們各自分工，互相走位及補足對方，這便是真正team teaching的好處。

除了「堂主任訓練」之外，因應教會普查發現，近三成傳道同工在同一堂會事奉不足兩年，我們在2005年開展「馬可計劃 —— 新入職教牧支援」培訓，直至2013共推行了17屆，每期十名，培訓近150名同工。其間，不同神學院與宗派也紛紛推出類似計劃，為免競爭，我們認為資源應投放在更需要的地方。

由2006年起，「教練」（coaching）培訓也是透過趙錦德牧師與我們合作，一起在香港推動。

2016年起，我們率先倡導「跨代牧養」，推行「跨代同行」師友培訓計劃，鼓勵堂會上一代與下一代結連，「友師」（mentor）能夠與青少年共同成長。自2018年，「教新」編製了「金齡信徒再上路」教材，推動堂會開辦退休人士課程。

「教新」先後出版了《教牧與領導》，其後《使命與領導》，以文字啟發教牧與長執更深入思考堂會有關領導與牧養的課題。我們定期主辦長執訓練，也補足了不同堂會長執堂委在事奉層面的持續學習。

「教新」確立了支援教牧的「平台」，適切而有效就教牧當前面對的課題，提供多角度跨宗派的思考。我們沒有標準答案與解決方案，然而我們沒有迴避問題；我們怎樣思考便成為其他同工可作參照的框架。

3．關懷社會的「網絡」

「教新」的獨特，便是持守寬宏開明的福音信仰，並能與不同神學傳統與立場合作交流。有些人會批評我「急進」與「前衞」，也有人譏諷我「保守」與「傳統」。

2001年，政府決定規範足球博彩活動，進行公眾諮詢，我與不同宗派、機構等籌組「基督教反對賭波合法化大聯盟」（2003年法例通過後，改組為「監察賭風聯盟」），我被選為召集人。我要學習怎樣與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馬會高層、傳媒記者及不同人等，就政策作溝通與遊說。木納內向的我，面向公眾說話，表達信仰立場，也是人生難得的經驗！

2002年1月， 因應香港失業問題嚴重，「教新」倡議，並得到其他領袖認同，組成「教會關注失業行動」（2006年，改名為「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我由起首便參與在其中。

2003年，我也參與發起「維護家庭聯盟」，關注「性傾向歧視法」公眾諮詢及同運對教會的衝擊。

2013年，當政改與佔中議題出現，我參與「基督徒關注民主政改」網絡；其後2014年及2019年社會運動爆發，衍生了「教牧關懷團」，我也參與在其中。

這些不同課題，我有不同程度的參與，有些行動是積極支持「建制」，有些行動是批評與反對「建制」。我非「宗教右派」，也非「左翼」，只是進入現場，具體思考與真實服事有需要的人。

這樣做，當然於我要付出代價，也為「教新」帶來若干的壓力（包括奉獻支持）。在此，我要感謝董事的信任、同工的支持，使我能本著福音信仰，走進社會，作出思考與行動。

結語

「教新」在香港轉變過程中，扮演著鮮明而獨特的三重角色：研究實況的「智庫」、支援教牧的「平台」及關懷社會的「網絡」。「教新」歷年舉辦的聚會（主題與內容），正反映著香港教會要面對及處理的重大課題。

感謝神，讓我能在人生黃金歲月中，投資了廿年在「教新」，與它一同成長，走了少有人走的「教新」路！

（作者為本會顧問﹝2021至今﹞、第四任總幹事﹝200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