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因著各種原因，香港教會界近年正面臨所謂的「交接潮」。不過，交接甚或按牧不斷的潮波不禁叫人懷疑：在滄海桑田之下，剛剛履新的領袖——部分更是急急上位——能否應付？這類思考甚或質疑難免導向兩種極端：或全力擁戴新領袖，希望他們繼續成為群體的「明燈」；或對新領袖不抱任何期望，認為「大台文化」在這個時代已是 明日黃花。然而，難道大時代下教會領袖的交接只是當下香港獨有的處境嗎？流長的教會歷史中，真的沒有絲毫值得我們學習或借鑒的例子，以致我們只能單靠直覺胡思亂想？
十六世紀的瑞士：戰火與疫病不斷
論到瑞士，很多人會聯想到世外桃園，但在十六世紀中葉絕非如此。當時毗鄰神聖羅馬帝國和法蘭西王國的舊瑞士邦聯（Old Swiss Confederacy）根本難以避免宗教改革帶來的政治和神學角力。以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為首的運動與思想完全超乎了他原先的動機和想像，其中一個受其影響的就是瑞士牧師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他於一五一九年公開支持路德（註1）——為瑞士的宗教改革建立了重要的基礎，但同時也因此成為分裂邦聯甚至宗教內戰（註2）的端倪，（註3）他本人最後亦在一五三一年十月戰死沙場。蘇黎世因此被迫與天主教陣營談和，需要付出巨額的戰爭賠償，（註4）整個瑞士的新教陣營士氣低落也是自然而然。（註5）最後，蘇黎世的新教群體在一個這樣的時刻找上27歲的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 1504-1575）成為慈運理之繼任者。
布林格是一位神父的兒子，後來轉信新教。在一五二三年首次與慈運理會面後，兩人成為了朋友和夥伴。後來他在一五六二年撰寫的《第二海爾維信仰告白》（the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當時受到絕大部分瑞士教會的認可，後來更深遠影響了改革宗教會。就在這份告白問世的同期，瑞士另一端的日內瓦又有教會需要交接。
與慈運理不同，百病纏身的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並不是突然離世，所以他的交接事宜更為有跡可尋。一五六四年四月廿八日，加爾文知道自己大限將至，就召集所有領袖到自己的房間，在眾人面前確立同是法國人的伯撒（Theodore Beza, 1519-1605）為繼任者。加爾文生前持續留意伯撒不單在於後者的學養，也因為他們有深厚的友誼。另一方面，加爾文也注意到對方同樣心繫法國新教群體的發展與福址。伯撒不單代表法國新教徒與天主教辯論並嘗試和解，又在宗教戰爭中作出各種外交的努力，（註6）因此備受加爾文的肯定。
繼任者的責任不在「守業」，因為此非上帝看重
為何要說起布林格和伯撒？因為他們都是在疫病橫行、政局動盪、信仰群體危在旦夕的時代接手教會領袖的工作。論疫病，伯撒一上任就碰到日內瓦爆發疫症，布林格的妻子與幾位女兒則死於疫病；論政局，天主教陣營的各種（包括軍事）壓力從無消失；論教會危在旦夕，兩人才需要在神學上不斷與各方思辯——日光之下無新事。他們履任的過程也分別勾勒了兩種交接的可能：如果伯撒是前任謹慎及公開認受的決定，布林格不過在沒有任何遺囑下進行所謂的交接（不過據說慈運理生前有提過他可能會是自己的繼任者）。（註7）話雖如此，這個不同無損兩人對後世教會的影響。布林格履任後，隨即透過講壇和出版逐漸鞏固教會——其著作甚至廣傳至荷蘭和英國。（註8）伯撒則立刻著手處理體制的問題，在加爾文死後第一次舉行的牧師團會議就夠膽指出最高領袖的位分不應「永續」，以免教會受野心家的傷害，建議這個位置應該每年經選舉決定。（註9）另外，伯撒在世絕大部分時間都能和日內瓦市議會（世俗權威）保持良好的合作和互信關係。他同時繼續花了大量心力在法國的宗教改革事工上，包括於一五七一年確認了非常重要的《法國信仰告白》（French Confession of Faith）（註10）。
可見，無論交接是否倉促、前任是否預備充足，關鍵還是在於繼任者的質素。就算加爾文交接給伯撒的情況遠較慈運理充裕，可是伯撒面對的是較瑞士內戰更大挑戰、時間更長的法國宗教戰爭（共七場戰役，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1598）——二人帶領教會應對的時代一點也不輕鬆，以「舉步維艱」去形容亦絕不誇張。但事後看來，他們都相當稱職。
誠然，就連他們的結局也值得今日教會細嚼。布林格在當時聲名顯赫，卻幾近被後世遺忘。（註11）至於伯撒，日內瓦教會在他死後就開始積弱——主要是因為市議會爭取到更多權力。可是，正如上文提到布林格為新教教會留下重要的神學遺產，伯撒在加爾文死後四十多年帶領其他領袖於日內瓦訓練出大批有資素的學生，使改革宗信仰在歐洲遍地開花，甚至影響了後來的美國以至全球。（註12）縱觀整個教會歷史，我們必然發現上帝看各地教會從來都是一體的，而不是某個地方信仰群體的起跌。是以，我們的眼界一方面要持平看待眼前的現況（若無其事或誇大恐慌同樣不合宜），但更重要是不能只圍繞「新領袖是否能帶領某堂會／機構繼續向前」——甚至以成功神學來定義「向前」就是持續表面風光。一處地方教會的衰落，不意味整體教會也敗亡——因為基督才是教會的頭和存在基礎。因此，既然地方堂會或機構不是某些領袖的「事業」，或只屬信徒的「山寨」，我們亦毋須在新領袖身上加諸「守業」的壓力，而只聚焦他們是否忠心——或許他們也應以此作為今後事奉的準則。
(此文原載於本會第81期《使命與領導》，2022年7-9月)
作者為時代論壇作者，現於教會工作
註解：
1. Bruce Gordon, Zwingli: God’s Armed Prophe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21), p.96.
2. 第一次及第二次卡佩爾戰爭（Kappel, 1529 & 1531）。
3. Clive H. Church & Randolph C. Head, A Concis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3), pp.131-133.
4. Kevin McGrane, "Heinrich Bullinger (1504–75):Forgotten Reformer" (2006), in Academia.edu.
5.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1), 2nd. edition, p.93.
6. Shawn D. Wright, Theodore Beza: The Man and the Myth (Fearn: Christian Focus, 2015), pp.28-29.
7. Endre Zsindely, "Heinrich BuUingers Berufungen im Jahre 1531", in Band XII, Heft 9 (1968), p.669, ref 9: Die ausführliche Behandlung der Frage siehe bei Blanke (S.152-153) und Emil Egli, Ist Bullinger von Zwingli als Nachfolger vorgeschlagen worden? (Zwingliana 1904, Heft 2, S.443-444).
8.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pp.97-98.
9. Scott M. Manetsch, 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 Pastoral Care and the Emerging Reformed Church, 1536-16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3), pp.63-64.
10. Eunjin Kim, "A Reformer in the Margins: Theodore Beza", in Reformer Margins.
11. W. Robert Godfrey, “Heinrich Bullinger: Christian Confessor”, in In Spirit & Truth, vol. 50 Issues 9 (2000).
12. 鄭仰恩著，《從加爾文到今日改革宗傳統：多元開展，與時俱進的信仰旅程》（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2018），頁263，註10：Michiel A. van den Berg, Reinder Bruinsma trans., Friends of Calvin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09), pp. 247-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