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牧言：抓緊時代脈搏，以更新視野回應科技發展

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下稱教新）發布的《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所示，截至2024年3月，約有807間堂會仍然維持透過網絡舉行崇拜，佔全港教會總數的61.2%。而每星期參與網上崇拜的人數為26,326人(955堂次)。從以上研究數據可見，網絡崇拜成為香港信徒參與崇拜的一大渠道，得到教會及信徒的廣泛接受。

對於網絡崇拜的普及，教會界普遍歸因於疫情期間的管控措施。當時政府實施的「限聚令」逐步收緊，引致教會的崇拜無法聚集舉行。因此，香港教會各堂紛紛設立直播或錄播崇拜，在受限制的環境下為信徒提供牧養。

然而，根據教新於2021年出版的《應對時勢・教會更新—香港教會研究2019》 所示，對比2014及2019堂會使用廣播資訊科技的數據可見，堂會事工的網絡化早於2014至2019年間已經開始。從該報告可見，以堂會名義設立/使用廣播資訊科技的比率已達至約85%，可見當時香港教會於這方面持較為開放的態度。

在短短數年間，堂會於牧養事工上大幅度引入廣播資訊科技，可見教會發現廣播資訊科技對牧養帶來一定程度的好處，逐漸為信徒所接納。其後於疫情期間，堂會選擇以直播/錄播崇拜回應社會狀況，正是建基於早期事工網絡化的基礎之上。疫情的出現加速了事工網絡化的發展，更推動了香港教會採用廣播資訊科技的廣度，而直播/錄播崇拜就是擴展下的其中一個領域。觀察以上數據，筆者認為，網上崇拜的普及有其必然性，是時代脈絡下的進程。教會被上主安置於特定的社會發展進程下，就不能獨善其身。如堂會只視網上崇拜為當時面對疫情的過渡模式，期望疫情過去後能返回昔日的操作，確實令人感到故步自封。

觀乎過往經驗，香港教會於主日學、祈禱會、讀書會、甚至團契中引入網絡元素，一般不會為教會帶來太大的爭議。然而一旦把網絡元素推廣至教會的核心活動—崇拜—之內，情況卻絕不一樣。長久以來，教會對崇拜的程序、禮儀甚至擺設都已建立了一套堅固的傳統。多年前筆者曾有幸協助教會新禮堂的裝修工程。當時因位置所限，筆者向牧者們提出把講台或是後方的十字架移至教堂較側位置，卻引起一連串的反對聲音。經深入了解後，才發現講台的位置及後方的十字架均蘊藏濃厚的神學意義，而最終筆者也十分贊同需要保留。

從上述經驗可見，教會對崇拜傳統之謹慎態度是不能忽視的。崇拜聚集往往在教會內被視為信仰的呈現，倘若在沒有緊急需要如颱風或上班而隨便把崇拜移師網上進行，所牽涉的討論及爭議遠比想像中更廣。

當中最為即時及明顯的爭議，莫過於香港教會在疫情期間對「網上聖餐」的神學討論。就筆者觀察，抱持「記念說」的教會一般對網上聖餐的接受程度較高。而因應當時疫情的需要，抱持其他聖餐觀的教會亦彈性處理「網上聖餐」的安排例如：為餅和杯預先祝聖及參考天主教「神領聖餐」的教導，而發展出來的安排。以上安排不論是暫時或是長久維持，無疑香港教會已因應社會狀況，對聖餐傳統的實踐方式作出更新。但聖餐傳統更新後，可以想像禮儀傳統的爭議亦會擴展至其他層面，例如：若然「網上聖餐」可以被接納，「網上浸禮」是否也有討論空間？此方面肯定引起熱烈爭議。（關於「神領聖餐」可參閱：信義宗神學院，第179期通訊，〈信義宗教會在非常時期實施「在靈裏領聖餐」的反思〉）。

面對如此激烈的挑戰，堂會在未有足夠討論及互相理解下，以抗拒的態度回應，保證教會運作於已經確立的神學傳統之上，也是無可厚非。但按此作為長久的回應則容易把堂會置於時代邊緣。反觀教會歷史，傳統的革新與發展往往是教會積極回應社會處境的產物，以致教會能夠屹立至今。時代洪流一方面為教會帶來挑戰，另一方面卻促進了傳統的更新，豐富了教會傳統的面貌。

正如上文所述，疫情時期，香港教會針對「網上聖餐」的神學討論，正正顯示著教會回應時代需要之決心。今天「網上聖餐」在教內得到一定程度的接受，其基礎也是建立在疫情期間的對話及討論上。可見，教會在疫情期間採取聆聽及互相尊重的態度去回應環境的轉變，確實展現了教會開放於更新的胸襟，成為教會面對日後挑戰的經驗。

今天人工智能（A.I.）的應用及發展一日千里。全球首次採用A.I.向會眾講道的崇拜已成為教內的熱話。在可見的將來，香港教會在牧養上運用A.I.的討論會越趨熱烈。

引用一段陳敏斯教授的說話：「我們深信『城市化』和『數碼化』都是上帝的工作，促進福音的廣傳。⋯⋯⋯⋯反而更要跟隨上帝的腳蹤，積極回應和配合網上爆炸性的發展。」（《應對時勢・教會更新—香港教會研究2019》，頁85）

同樣地，筆者相信無論直播/錄播的科技，或是人工智能都是上帝的工作。至於，如何運用它們，使上帝的國度得以廣傳，則成為我們一眾教會在這時代下的共同責任。期盼，香港教會能捉緊過往疫情時同心面對挑戰的經驗。持續地以開放的態度進行討論及聆聽各方的聲音，努力更新傳統的神學觀，面對科技發展帶來的挑戰。

作者為「教新」實習神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