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自一九九四年開始每五年一次的教會普查，至今已進行了六次。查香港教會普查首先是由「世界華福中心」於八零年代開始，不過當時只是一般性取得香港教會的基本數據，如堂會數目及會眾人數等。
及至一九八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簡稱《中英聯合聲明》)面世。當時的教會領袖於中英談判之時，有鑑於《中英聯合聲明》將會大大影響教會的發展，於是經過一段時間禱告及商談，於一九八三年發表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簡稱《信念書》)，鼓勵教會正面面對將要來臨的轉變，及後於一九八五年成立了「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探索及回應各種轉變。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第一個回應是成立了七個小組，探索各方面的轉變，其中一個小組是「研究小組」，筆者是小組成員之一，集中於研究及資料搜集。「研究小組」第一個項目是新市鎮佈道事工研究，由小組邀請了五位新市鎮教會的同工，在一位大學講師督導下，開始研究新市鎮居民的心態，從而設計相應及適切的佈道事工。第二個項目是教會普查，由小組邀請了五個福音機構，各自派出研究部成員，與筆者組成小組，目的是了解教會的需要，從而提供適切的服務。於是參考了「世界華福中心」的調查，設計了一個較全面的問卷，分發香港教會，取得數據及發表報告。之後筆者成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繼續研究小組事工，決定每五年一次香港教會普查研究，重點在了解香港教會現況，提出教會發展面對的挑戰及機會，讓教會同工可以帶領教會面對九七問題帶來的轉變。
轉眼間由一九八九年至今屆的普查，經已三十年。可以察覺的變化有四：
一是自一九九四年開始由「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負責的教會普查，已被坊間普遍接受，不單堂會回卷踴躍，由初時的過半堂會回卷，至今已維持九成堂會的回卷，本港及全球教會引用香港教會數據時，都引用教會普查的數據。
二是教會普查質量並重，多次的普查結果可以追蹤這些變化及趨勢。在質方面，是指教會的活動，如祈禱會、團契、佈道、差傳、教導等等，三十年來的變化，最明顯的是由堂會主導的教導及培育事工，慢慢轉移到福音機構上。優點是福音機構可以提供更專業的教導及培訓，缺點是堂會的教牧同工不再扮演教導及培訓的角色、或拱手將教導及培訓角色讓給福音機構。理想的安排其實可以參照差傳事工近百年的演變，宣教工場的教會由「倚靠」差會，到「獨立」於差會自行運作，繼而與差會「互靠」成為伙伴，整合資源互相配搭發展福音事工，堂會領導層宜多加思考堂會的角色及長遠的發展。在量方面，可以看到堂會聚會人數的增減，及分析到增長的原因，整體而言，教會聚會人數仍在增長的軌跡，但是因為近年的社會運動，聚會人數減少達百份之十二，較九七事件影響減少的百份之十，更為嚴重，若加上一九年中開始的社會運動，及二零年開始的疫情影響，估計更為嚴峻，有待稍後的跟進研究，才能取得實際數據。
三是同工的情況。自九四年開始，便搜集男女同工的數據。以牧師的數據言，男女牧師比例由九四年的94：6，到近期的70：30，比例上有拉近。在任職年期言，由九九年的<2年：2-6年：>6年，約為32%：36%：32%，至近期的22%：32%：46%，相對地較為穩定。在解釋上言，數據的出現會否成為數據改變的催化劑？相信有此可能，因為數據出現，使教會關注，繼而產生相應行動。此外，同工供不應求的現象持續，百份比雖然下降，但仍保持在百份之十左右，加上「有人冇工做有工冇人做」現象出現，神學院當檢視培訓需要及模式，而堂會的要求越來越高雖然正常，但同時要平衡提供機會予教牧同工來適應及成長，方能緩和供不應求的現象。
第四是堂會老齡化現象，比較社會相同年齡層，25-44歲一族顯著較少，而45歲以上則持續增加，比較三十年前，堂會年齡分佈，出現明顯變化，請參附圖。在加強青少年事工及職場牧養上，堂會需要加把勁，否則再過三十年，根據圖表的趨勢，情況不太樂觀。
相對於一九八九年第一次的教會調查，雖然面對九七衝擊，教會掌握了社會的變化，也準備好面對及回應這些衝擊，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的社會運動及疫情影響，比起九七衝擊，更為嚴重，教會需繼續努力，同心禱告，探索社會將要面臨什麼轉變，從而作出應對。在中美角力的大氣候之下，香港的兩制逐步融入一國的小氣候之下，加上社會撕裂現象進入了教會，移民潮再次出現，怎樣牧養，以致發展及努力宣教，成為香港教會的挑戰。
上帝既然帶領香港教會渡過九七轉變，相信上帝亦會帶領香港教會面對目前的挑戰，並且繼續使用香港教會，在普世宣教事工上繼續參與。
作者為伯特利神學院前院長、2019香港教會普查研究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