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我開始於「教新」事奉，至2000年7月，我正式就任總幹事。當時由牧養堂會轉為機構服事，我曾這樣分享 : 「一方面可說是中年危機求突破與更新，另一方面又讓我在不同層面有更深更廣的學習。」(〈我來了「教新」，我會怎麼辦 ?〉《教新通訊》，1999年6月)
研究的學習
初到「教新」，適逢1999年香港教會普查正進行中，在陸輝牧師帶領下，我也參與其中，進一步瞭解本港教會整體面貌。由1999至2019，我前後經歷了五屆香港教會普查，從客觀數據與個人接觸，或遠或近，了解香港教會這20年走過的路。
自「教新」於1984年成立以來，曾主辦大小不同類型聚會，探討課題的闊度，我想這是我們獨特的貢獻。「教新」站在牧者位置，嘗試認真地思考與探討堂會面對各樣與牧養課題相關的挑戰，並從中累積資訊與經驗。
倘若機構的角色只停留於「搞搞聚會新意思」，我曾這樣分享 :「就愧對華人教會下一代交賬」。透過長期的教會研究，「教新」所作的教會普查，可說是全球華語教會中獨一無二。我們以具體數據為教會把脈，向整體教會呈現實況與建議。教內有些人士否定研究，研究問題者不一定能解決問題。持續的研究，乃做實事，不是只喊口號。我們把香港教會該正視的問題，放在眾目睽睽之下，宗派與堂會領袖怎樣應對，就非我及同工可作之事 !
2006年，在陸輝牧師、倪貢明牧師、鄧達强牧師等鼓勵下，我便報讀柏褀大學研究院(Bakke Graduate University HK) D. Min課程，前後經歷六年才完成，2012年取得教牧學博士。我一向主張自主學習與研究，這些課堂學習及田野調查，有助我整理知識，並透過定期書寫，把一些學習心得與教內同工分享。
領導的學習
「教新」成立初期，曾訪問與研究若干新興模式的堂會；嶄新模式或事工哲學的行之有效，絕不可少是教牧帶有異象的領導。我來了「教新」後，透過與趙錦德牧師建立合作關係，推動教牧領導與健康教會。2001年開始「堂主任訓練」，歷經30屆，直到2016年結束。我們四位導師：趙錦德牧師、麥漢勳牧師、余慧根牧師及本人，每年辦兩期，每次限12位教牧。
2003年，「教新」正式獲得「國際自然教會發展」(Natural Church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授權，在港澳等地推動健康堂會診斷，至今有超過300間堂會曾接受診斷，了解其堂會强項與弱項，並作出改進的建議。
Ronald A Heifetz 提倡「調適性領導」(adaptive leadership) :「領導既是積極投入的(active)，也是反思的(reflective)；你必須在參與及觀察之間隨時轉換位置。」(366) 真實領導是進退適度，既入場行動，也要退場反思。2001年我與明光社等組成「基督徒反對賭波合法化聯盟」，我擔任召集人，開始學習如何與政府、政黨、新聞媒體與公眾人士接觸與遊說，直到2003年政府通過賭波合法化政策。
2002年1月，一群教會領袖因應香港失業問題惡化，正式組成「教會關注失業行動」，至2006年改名為「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我也在其中為發起人之一，並持續地參與。2003年我與不同教內同工發起及組成「維護家庭聯盟」，關注同運對香港教會的衝擊。
2013年我與其他人等組成「基督徒關注民主政改」網絡，思考佔中課題可能對教會牧養的影響。2014年9月「雨傘運動」爆發，我們應急組成了「教牧關懷團」，進到現場，關懷及支援有需要人士。到了2019年發生「反修例運動」，我也在其中作可作之事。
這些不同領域的學習，豐富我的歷練，加深我對身處世界的認知，也包括對個人性格與限制的透視。
合一的學習
「教新」的成立與延續，某程度標誌著香港教會的合一精神。「教新」定位於寬宏福音信仰，董事與同工來自不同宗派與神學傳統。教會常受困擾的兩個課題 :「政治」與「靈恩」，不同人等，各自有不一樣的取向。
過往年日，我曾應邀於不同宗派教牧及長執聚會分享。就著不同課題，有些會批評我為「急進」與「前衛」，另一些則譏諷我為「保守」與「傳統」。合一的學習，表示我心存開放，樂意聆聽，並作出改變。我學習尊重差異，兼容異見，不要過度武斷與絕對。
我曾出任兩間神學院(建道、中宣)院董，也參與香港華福區委工作；FES、突破、禧福協會、恩光使團、新興宗教關注事工等董事職位。不同機構團體的參與，有助我更能全面掌握香港教會整體生態。我看這些參與，也是某種學習；一旦職責發揮不大時，或有更適合人選時，我知道是時候要退場謝幕了。
結語
轉眼廿年過去，我有些功課學得好，有些可能强差人意。我年底退休之後，仍會作研究學習，繼續書寫，也與教牧同工於風雨中同行，給予意見。我想放下職責，更能自由自在，不受約束為神發夢，作祂喜悅的事工 !